众声喧哗的当下，对“内世界”的探索既成为日益普遍的精神需求，也蕴含着回归文学本体的选择。那些在只言片语中未能穷尽的深度生命体验，经由新鲜出炉的文学期刊传播，被看见、被感知。
于文字中目睹她们的一生
本次刊物扫描所涉及的部分作品，反思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身心双重压抑，通过文字宣告爱与自由的追求。在这些迥然相异的女性身影中，“娜拉出走”的回响百年后依然延绵不绝。《花城》第5期“新女性写作专栏”收录了四个不同时代的女性故事，展现了她们跨时代的相似困境，追求自我、确证自我的内心选择。王海雪《光之影》细腻地表现了青春期少女渴望自由，寻求个性却又向往同龄人群体归属感的复杂心理。东来《电的年代》描写了近百年前一位中国女青年的摸索与觉醒过程，康青苑以漫长的无声抗辩，反击社会陈规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桎梏，从“好女人”被还原为真正的人。辽京《白浪》解构了传统的浪漫爱情故事，从女性视角揭示婚姻的真相既非浪漫也非报恩，而是难以言喻的模糊状态。程婧波《灯花》则以清代女科学家王贞仪为原型，想象为残酷的历史现实增添一抹暖色。
女性作家们深耕于家庭、婚恋题材，从女性价值取向出发表达对传统性别秩序的反思。对家庭与情感关系的大量书写，一方面揭开了女性被忽视的生命隐痛，同时折射出女性主义命题的任重道远。袁甲平的《浮景》《新妇》（《青年作家》第8期），两篇以潮汕文化为叙述基点，通过两位女主人公的选择与境况，展现了部分潮汕女性命运和归途的缩影，反映了女性逃离地区文化传统束缚和父权压迫的艰难。格桑拉姆《在黑夜来临之前》（《青年作家》第9期）在农村妇女玉珍的自叙中，回溯了她永远活在别人需求里、被漠视与被工具化的一生。王亦北《爱情神话》（《青年作家》第9期）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传奇为贯穿小说的潜文本，所谓“爱情神话”导向的却是现实中爱情的幻灭，取而代之的是代代循环不已的女性困局。赵静在散文《来处》（《青年作家》第9期）中，回忆童年时期不堪回首的黑暗往事：寄居在外公家里、受尽家人与村民暴力对待的静儿一度患上失语症，成了一个哑巴。后来她凭借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搏来命运的眷顾，逃离了山村，然而那些真实存在的伤痛却无法被抹除。顾骨《收拾》（《作品》第10期）通过中年父亲李山寻找失踪的女儿李静展开，在出走的选择、与过去生活决裂的策略背后，是传统教育观、婚姻观下女性的命运。
对女性群体间情感联结的关注使得女性写作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困境的积极姿态。文清丽《我们的“流金岁月”》（《长江文艺》第10期）是一篇从女性视角展开的军旅题材小说，作者没有着眼于峥嵘岁月的宏大叙事，而是将特有的笔触落实到生活体验层面，于记忆中追索当年“新兵连”交织着喜怒哀乐的“流金岁月”。残雪在中篇小说《出生地》（《花城》第5期）中塑造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良镇，来到爱人故乡的樱在此经历了内在的打破重塑，穿过重重迷雾，面向新的人生和可能性。温文锦《风吹来的砂》（《花城》第5期）通过“我”的回忆，细数当年同寝女孩们尘封的青涩往事，在扬着粉尘的雾气中娓娓道来，细腻而动人。付秀莹《春风凌乱》（《花城》第5期）在归乡者的叙述中进行了两种生活秩序的比对，折射出两个女性的不同境遇和人到中年的复杂心境。平凡生活里的质朴友谊令所有琐碎与龃龉都融化在浩荡春风中，被涌起的日常浪潮卷走，涌向下一个春天。
都市空间中的精神症候
作家们关注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在生活轨迹中寻索答案。张惠雯《一段时光》（《广州文艺》第8期）从日常的租房经验入手，在平淡日常的语言中讲述“我”与新房客矛盾激化的过程，凸显了焦躁压抑的心理潜流，是现实困厄与精神隐疾的外在显现。胡玲《小丑》（《作品》第9期）通过描写心理医生“我”与患者的一次对话，以及下班后扮演小丑的过程，展现了后现代社会中充满矛盾意味的心理处境。林檎《彗星来的那一晚》（《青年作家》第9期）全篇笼罩着若即若离的冷漠氛围。邻居少女的失踪案件在警察心不在焉的调查中不了了之；女孩和彗星几乎同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又先后消失，只留下“我”未完成的画作。如同伦纳德彗星八万年才回归一次地球上空，人人都活在自己固定的生活轨道里，被异化成行为与目的的集合，经历了短暂的交集后很快便彼此遗忘。
数字化时代，网络交流方式拓展了人的生命，也容易造成信息世界里的迷失。王清海《爱上一个没有影子的女人》（《青年作家》第9期）讲述了一个具有超现实色彩的网恋奔现故事，穿插交织着对爱情、婚姻、欲望、自由的看法。小说中“我”舍弃影子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却每每自问自由的含义和我之本体。王哲珠《第三只眼》（《作品》第9期）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猜想，主人公量子宙因拒绝安装能储存个性化内容的精灵内匣，反抗人工智能的控制而被关进精神监狱，这蕴含了对社会高度科技化的隐忧。
创伤经验的再现与疗愈，也构成了都市心理书写的重要面向。周如钢《赶风》（《花城》第5期）经由一个幻想长出翅膀的男人，讲述了现代社会中承受心灵创伤的男女相互抚慰、治愈的故事，将社会意义上的“孤独”还原为一种创伤体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靠等方式，为受伤的精神提供解药，熔铸了对美好的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向往。
难以修补的代际断裂
原生家庭作为个体之根源，是写作者长久以来不断剖析的对象。在家庭内部结构中，代际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牵扯着魅影重重的历史经验，以千丝万缕的矛盾性映射了跨世代交流的渴望及其破灭。张梦璇《蓝色馈赠》（《广州文艺》第9期）关涉一场寻父之旅，“我”凭借着零星的消息只身来到遥远偏僻的南玉岛，寻找多年前出走的父亲。虽没有真正见到父亲，却通过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父与子的精神追认中，确立起完整的“自我”。宋尾《昨晚的萤火虫及其他》（《广州文艺》第8期）中，杰平父亲的慈爱与“我”的父亲形成强烈反差，深深刺痛了少年脆弱的心灵，致使“我”在回忆中对父亲进行“替换”，与核心意象“萤火虫”互为参照。
家庭结构的残缺导致成员在家庭中的“失位”，引发对创伤记忆与个体遭际的思考。顾骨《马留》（《作品》第10期）用主人公马留和猴子“马留”之间复杂的互文联系，编织出一个破碎家庭的悲剧。少年马留因一场车祸成了植物人，躺在病床上的6年里，他时常在梦境中与死去多年的姐姐相见。姐姐18岁那年因车祸受重伤，在父亲放弃治疗的决定下离开人世。姐姐的笔记里，“马留”这一称呼原意是因被遗忘而退化成猿猴的人。在父爱与母爱均缺失的家庭中，姐弟两人通过梦中的依偎消解原生家庭的伤痛。从前《二十年后》（《花城》第5期）通过父亲去世后同父异母兄妹的邮件往来，引出父亲与前妻的婚姻往事，离异家庭的父子关系困境也随之浮出水面。辛酉《背对着你》（《广州文艺》第9期）从中年人的视角诉说人生的无奈与酸楚，在父与子的双重身份里，“我”没法尽到责任与义务。对家庭内部结构的思考、对父子复杂关系的剖析，本质上是以文学的方式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进行研判，以小而微的切口，谈大而深的话题。
（本文为暨南大学明湖读书会的讨论成果，参与者为：刘志珍、曾莉雯、林蓓珩、邱文博、邱雯意、张昀菡、方兆禾、郭雨欣。林蓓珩统稿，指导老师申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