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迭代，各种资讯纷至沓来。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新时代呼唤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面对丰富而驳杂的现实，新时代的写作者既需要不断提升文学写作的技法，更需要提升与时代要求相匹配的思想认知能力。
要有将鲜活生活转化为文学的思想力
如何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是摆在文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时代奔涌向前、汪洋恣肆，它所催生的现实经验，远远超出五四以来所谓的新文学的传统内涵，刷新我们固有的思考路径和文学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想象世界和认识自我的方式正在不断重构。时代个体的想象汇聚成流，又反过来不断冲刷个体的思想观念、经验感知、日常情感，激荡出丰富的中国故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生活在各个地方、处在各个阶层、从事各种职业、遭遇各种境地的人，是故事的主角，也是发展的动力。在这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刷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也在悄悄嬗变。新时代对于作家的思想认知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样一个丰富而驳杂的时代语境，呼唤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变革、世界变化、社会演变，无时无刻不激荡着人们的思想，人们也时刻在思考、在追问、在行动。具体到文学，世界的变化和社会的变革，需要作家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高度，对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革新。有人批评现在的一些文学创作，是流于应景式、项目式、快餐式的创作，投机取巧、浮光掠影、无病呻吟。这背后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根子上的问题是“怎么看”“怎么想”的问题，是作家的思想认识能力欠缺的问题。文学不仅仅是思想，但如果缺乏思想的力量，再华丽的文字也都是软绵绵的。因此，如果一个作家缺乏深刻把握时代的思想能力，在认识人、认识事物的时候就容易陷入盲人摸象、雾里看花的境地；有可能在文学创作时沦为一个“技术派”或者“技术控”，单纯地在作品中炫技；有可能用老旧的思想观念来判断新颖的事情，用老套的语言来描述新鲜的事物；有可能在现实世界的瞬息万变中手足无措转而向内挖掘“小我”的世界；也很有可能抓不住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人物真实的思想情感，写出一个个徒有其表、材料堆砌的故事。
纵观文学史，一个杰出的作家往往同时是一个思想家，是对人类的生活和命运提出“真问题”的作家，是用文学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思想启迪和真知灼见的作家，是一个“头脑中有思想”“心目中有时代”的作家。翻译家叶廷芳曾这样谈论歌德和席勒：“志向高远，视野开阔，不受狭小地域的局限思考问题，这是歌德和席勒的共同特点。两位智者都是因为放眼世界，拥抱人类，并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当作最高的价值追求，故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观察、思考和发现问题，并常常表现出超前意识的哲学深度。”歌德不仅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参与了德国文学的崛起，投身于矿业、农业、地理学、城市文化管理等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经常沉浸在康德、谢林、叔本华等哲学家和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的思想、艺术世界中。最终，这一切融合起来，激活了他的思想和艺术。他创作出了《浮士德》这样一部闪烁着思想光辉、具有世界容量的长诗。对于新时代作家而言，时代和社会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进一步将这些鲜活经验转化为思想的力量、文学的力量。
总体性视野对于文学创作不可或缺
面对这样的丰富现实，作家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哲学经典常常把“世界是什么”“如何认识世界”“我是谁”“为了谁”等问题作为思考的起点。作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往往也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以及世界的各种变化。马克思主义把总体性视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孤立事件的堆砌，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因此，作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一种总体性的视野来观察现实和历史，与世界形成一种多维交织、密切融合的状态。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品的质量、品位等的要求也更高了，作家既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倾听世界的声音，洞察世界的变化。除了文史哲知识，作家还要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城乡社会、国际问题等方面有更广阔、更丰富、更新鲜的了解，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从而形成对时代与社会的正确总体认知。在这一点上，我们尤其需要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封闭界限，获得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和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我们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回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大举措。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对于文艺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对其的影响广泛精深，而且具有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哲学与文学融合激荡、交相辉映。在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学演变，都是潜在于一切文学里的哲学变化的结果，是社会变革孕育和引发的结果。以哲学社会科学为背景及脉络对文学史进行考察、研究和书写，是文学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经典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认识，开时代之先风，启大众之心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家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要在新时代的社会变革中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文学创作与哲学社会科学紧密结合，不断提升与时代要求相匹配的思想认识能力，努力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文学创作的新局面。
如果我们真正以一种总体性的视野来进行观察与思考，那么，我们哪怕面对的是最小的题材、最小的事件，也会把这个时代与社会作为思考的整体背景。对于中国作家而言，认识和思考的对象首先就是“中国”，是大历史观下的中国——历史、当下和未来相融合的中国；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不同层面的中国；活力的、丰富的、多元的、统一的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作家要努力地整体认识和把握中国，理解个体与国家、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与身边的人、与远方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奋力书写具有中国基因、中国经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从世界看中国，又从中国看世界，写中西部的小乡镇，能够看到大城市的影子；写中国的城市，既有浓厚的国际化都市的气息，也有乡土的经验和味道；写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一件小事，折射出更多人的普遍性的大事……作家要善于在广博的视野中构思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塑造穿透时空的人物形象。这样的写作，可谓“理解了中国，包孕了世界”。
在变与不变中把握文学创作的规律
时代的迅捷变化，尤其体现在科学技术领域。一方面，新兴技术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先进而便利的手段，为我们融入世界提供了更多载体和平台；另一方面，新兴技术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在这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重置了很多思想命题的前提。人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表面上看是人通过技术和信息获得更多主动权，但人的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主观与客观不断适应的过程，客观世界日新月异、复杂多变，给人类的认知带来不少困难。未来，随着机器人及仿真人的进化，人类和机器也将共同或混合存在于现实当中。这增添了大量与往常不同的文学对象和故事，但“它们”如何与“我们”和谐相处，无疑又成为一种严峻的挑战。
基于此，作家要善于从纷繁万象中把握“人的新变”。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人类每天都面临新的变化。比如，智能手机的“机器思维”正悄悄地植入人的行为和习惯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借助数字化的体验和交互，尝试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基因、大数据、超级计算、机器人等技术，翻卷经济社会的浪潮与洪流，试图重新定义、解释，甚至塑造一种个人和他者的关系。随着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广泛普及并迅速进化，人和机器的价值如何对齐？人的主体性走向何方？各种“类人”“超人”“模型人”的到来，又将增添怎样的新奇景象？作家只有坚守本源、道心，细心观察“变化的人”和“人的变化”，深入思考人们的现实处境，深刻把握时代发展的潮流，才能抓住文学创作的“牛鼻子”。
作家要在把握那些不断变化的因素的同时，注重把握那些恒定的元素和规律。文学是人学，文学反映的是人心。新时代作家要把文学写到祖国大地上，写到人民心底里。人民意识和家园意识是中国人文精神中璀璨的明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因此，作家表达的思想情感、塑造的典型形象、展现的时代精神、挖掘的人物关系，都要放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放到你来我往的社会中，放到辽阔厚实的祖国大地上，放到洪流滚滚的时代大势中，才能使作品更加真实、更加鲜活、更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作家的创作与人民的生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要把心灵之美、信仰之美、梦想之美写到人民的心底里，更加真切地体验文学与现实的交融，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文学创作的新局面，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