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建昌

《“四叶草”论丛》由王力平《水浒例话》，郭宝亮《沧桑的交响》，桫椤《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王文静、王力平《文学是一次对话》4部著作组成。这4部著作的评论对象不尽相同，但都聚焦文学经典与文学传统，关注创作现场与文坛生态，以新鲜活泼的话语方式，呈现文学世界的斑斓图景。

《“四叶草”论丛》不是文艺评论的集子，更不是自说自话的理论独白，而是有趣的灵魂——批评家与作家、批评家与读者、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以文本为纽带的对话，是同气相求、将心比心、相互发现，共同实现文学意义和可能世界塑造的过程。王力平《水浒例话》是30余年来细读《水浒传》的结晶，作者以轻松闲适的心境和灵动有趣的随笔方式走进《水浒传》，分析《水浒传》里的人物、语言、叙述和结构等方面的匠心独运的安排，为读者提供一条登堂入室、领悟奥妙的门径。对细节和个别性的关注，显示了作者高超精湛的文本解析能力和对古典诗话、评点等古代文论与批评话语方式的娴熟掌握。郭宝亮《沧桑的交响》拈出与王蒙、陈超和王力平的3次对谈作为全书的开篇，力图展示作者笔下的当代文坛既摇曳多姿又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文笔老道，见解犀利，有一种置身文坛现场批评家的身份自觉。桫椤《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里的文字一如他的为人，朴素鲜活而又人情练达。他的评论领域横跨诗歌、小说、网络文学和戏剧影视等，通过作者与鲁敏、薛舒、黄咏梅等14位“70后”作家的对话一次次走进这些青年作家的精神世界，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文学是一次对话》是两代学者之间的一场理论和智力的游戏，对话所涵盖的内容涉及女性文学、非虚构写作、生态文学、乡土文学、文学里的城市、现实主义等。可以看出，这些话题都是影响着文学认知、亟须澄清的问题。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两位作者也是做足了功课，既要言不烦、言而有据，传达一种“有根据的知识”，又明心见性、直逼本质，从而使对话成为一种弥漫着气息，携带着温度，传递着能量的交流场域。

《“四叶草”论丛》体现出4位作者对话意识的自觉性。对话意识是批评家深入到文体实践中的理论气质和价值取向。文艺批评从根本上说是对话性的，对话意味着批评主体始终是以复数形式存在着的，每一位批评主体在文学面前享受平等的权利，谁也不是文本唯一正确的解释者，都是参与者、倾听者、阐释者、书写者，文学的魅力即在于这种思想、意蕴、精神的丰富性、差异性、多样性和敞开性。《“四叶草”论丛》里的作品都是对话性的，这里不仅有批评家与作品的对话、批评家与作家的对话，也有批评家与批评家、批评家与潜隐的读者的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对文本的心存敬畏和暖意，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由对话带来文学批评的柔性笔调，充满了询问、磋商、探究的语气以及对自身有所不能的警觉。对话也培育出文学的富饶性，通向了多声部的文学实践与文学生态。《“四叶草”论丛》就是这样一套由对话意识的自觉而带来的富有美学气质的文艺批评丛书。

不仅如此，《“四叶草”论丛》还是对对话式批评文体的勤勉践行。对话体作为古老的文体，不只属于文学批评，古代哲学、经学的典籍里都有对话体。通过对话体的批评实践，可以有效抵制职业性写作的程式和教条，带来批评文风的灵动、活泼、细腻和优美。对话体写作一点儿都不允许思想的偷懒，背后是极其繁重的累积工作，事前必须做好功课。对话的双方不仅要有共同的精神旨趣，而且要以独立的个性特征显示出才情和思想的交换与碰撞。还要巧设问题情境，引导对话者敞开胸怀，打开话题，说出对话才能说出的那部分内容。

《“四叶草”论丛》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何为、批评何为的反思契机。毋庸讳言，文艺评论不是文艺生态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批评家率先进入到作品的探险之中，有能力引领读者一起参与文本的阅读。没有批评，读者有可能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的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帮助我们实现对于文学的理解。

当前，人们呼唤批评的在场性、及物性，对话体是一种很好地实现上述目标的方式。对话体有助于实现批评文体的解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对理论的弃用。事实上，好的批评不仅是在场的、及物的，而且也是有理论的。对话体固然有助于实现批评的“轻理论”性质，但它不应该以牺牲理论特有的力量为代价。因为，对话是充满现场感、灵动的，也交织着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知识生产场域，这个特点内在地要求理论积极有效地介入其中，以保证对话是理性的、有根据的，而不是主观的、任性的。而理论也需要在这个介入过程中降下身段，以谦卑的心态倾听来自文学性的呼唤。

如果说对话体可以穿透由概念、思辨、推理所构置的理论的坚硬的外壳，唤醒理论的文学性表达，那么，以这样的理论做底色、背景和工具，批评将有能力以文学性和理论性的双重视域打开文本、体验在场、形成判断、引领风尚，与文学一道完成对可能世界的塑造。这也许就是对话性的文艺批评文体提供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

（作者系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