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之初，我本想写一系列以新藏线军人为主的短篇小说，但写着写着，当年的诸多记忆始料不及地苏醒，并逐渐变得透明。这是极为难得的写作福分，于是便改变思路重起炉灶，改写成长篇军旅小说《零公里》。我1991年底入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新兵训练结束后分配到军分区汽车营，营地就在新藏公路起始点“零公里”路碑的旁边（新疆叶城县）。自此，我开始了频繁运送物资上下喀喇昆仑山的汽车兵生涯。我们习惯把喀喇昆仑山简称为昆仑山，把上下昆仑山简称为上山和下山。雄洪苍茫的昆仑山并不因我们一而再将其简称而有所改变，而是一如既往地“虎视眈眈”地对待我们。海拔每上升几百米，便被高原反应折磨得痛不欲生，那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涉入的并不是一座简单的山，而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生命禁区。而“零公里”路碑犹如昆仑山的门，无论我们上山还是下山，都必经那个地方。所以，“零公里”便成为这部小说的核，无论在故事切入还是情感归属，抑或人物命运变化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精神指向，亦时时让我们身负使命，接受一座大山庄严神圣的凝视。

《零公里》的写作是回望，更是致敬。这部有关高原和军旅的长篇小说，讲述了驻守在新疆叶城新藏线“零公里”处的阿里军分区汽车营的战士们，在昆仑山执行任务中，克服重重艰难，牢记军人职责和使命，无私付出、不怕牺牲的故事。书中的故事几乎都有真实事件的痕迹。我当年的那些战友，以及经历和听过的事情，都从记忆深处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对视、审视着我的写作。我经常为之动容，仿佛那些人物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们在昆仑山经历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苦难和磨砺，当我用“讲故事”的方式慢慢呈现他们时，我好像感觉到他们纷纷回过头来，用极为期待的目光望着我，也在用无声的方式要求我，一定要写出真实的昆仑军人，否则便对不起他们。

小说中的人物身上，都有着典型的高原军人的精神风貌，亦有因特殊地域铸造的无比惊人的共同命运。副连长肖凡3年没有探亲，后来却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去见妻子；营长李小兵与弟弟李大军同在一个部队，却不能尽一份兄弟情分，在任务面前首先选择的是牺牲亲情；田一禾和马静在通信中确定了恋爱关系，但一直不能见面；战士邓东兴在不见绿色的高原栽活了3棵树，犹如在寸草不生的昆仑山上创造了神话；丁一龙和李小平因为一只羊丢失，在巡逻中主动肩负起责任，却遗憾地在高原上留下了无奈与悲怆；排长伊布拉音为配合部队评选“昆仑卫士”，在铲除崖壁上的“昆仑卫士”四个字之前，忍不住又将其用红漆描红了一遍；他们执行完任务下山后，面临裁军任务，营长李小兵主动选择转业，从此成为维护新藏公路的维护队队长，仍然常年奔波在昆仑山上……这些故事写进小说后，我再次深深感受到昆仑军人的艰难与英勇。

小说中有一些我的经历，因为小说叙述的需要，经过虚构和再创造，顺应小说整体风格进行了合理改编。我对一些军人的倾听、目睹和认知，在写作时像是亲身经历了一样，让我难以割舍素材，总想把那些事情全部写出来。昆仑山是一个大背景，人在昆仑，尤其是驻守昆仑边关的军人，其经历和命运往往会惊人的相似。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在一些军人身上有共性，犹如所有人的经历都在同一个故事中。

艰苦与奉献，二者交织缠绕，构成了小说主题。然而，作品对这一主题的呈现并不是颂歌式的，而是注重对人物情感和心灵反应的挖掘，力图让读者了解戍边军人可亲可爱可敬的精神境界。小说中的昆仑山是一处特殊场地，甚至所有军人的生命和命运变化，都因这座山而变得特殊。在自然条件恶劣、几近于与世隔绝的雪域高原，人需要有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坚持下来。昆仑山因为边防军人的存在而呈现出英雄气质，我写这部长篇军旅小说，也意在让读者了解驻守在高原的边防军人，正以常人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在我们身处和平盛世，享受快乐生活的时候，应该牢记是他们，在守卫并保护着国家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