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很多年前，北京西郊有一个叫火道沟什坊院的地方，过去是一个军官的别墅。1947年，由北京医学院教授方亮发起，始在此创建什坊院保健院，新中国成立后又改成疗养院。疗养院的建筑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被一道砖墙和铁门圈住，平时十分安静。
1950年4月，这里突然来了一批因病休学的大学生，立刻，这片青翠翠的山谷热闹了起来。这些大学生中，就有刚满20岁、还在燕京大学读社会系的葛翠琳。我在辅仁大学读化学系的母亲，因为患上肺结核也来到了这里。正是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葛翠琳。那段时间里，她们经常结伴到绿毡毯似的草坪散步，去农人家给可爱的小羊喂草……据母亲说，葛翠琳后来嫁的先生，当时还是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最初就是在这座疗养院认识的。那是她们最为天真烂漫的时光，正是这段日子，让母亲和葛翠琳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那个时候，葛翠琳已经在从事散文、诗歌创作。但真正让她走上儿童文学这条路的，是1953年发表的《少女与蛇郎》。后来，又有了《种花老人》《泪潭》《小红花和松树》《野葡萄》等一系列优秀童话的诞生。因为葛翠琳在文学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她年纪轻轻就进入北京文联创作组，担任了儿童文学组组长，并成为老舍的秘书。
治好肺病后，我母亲则被调入北京市委宣传部，在廖沫沙手下工作，也成为一名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由于廖沫沙与老舍常有工作往来，我母亲与葛翠琳自然也少不了经常联系。这种在病房里建立起来的友谊，得以巩固延续。
1962年9月至10月，北京文联多次组织作家外出采风，去往红星人民公社、密云水库、门头沟斋堂公社。葛翠琳每一次都踊跃报名，到当地后十分注重搜集素材，观察生活。这年10月13日，他们来到斋堂公社火村大队，参观水渠高山引水工程时，村民说他们这个村子之所以叫火村，其实隐藏着一个传说，这立刻引起了葛翠琳的兴趣，她再三追问这一传说讲的是什么。次日，作家们前往马栏村，当地流传的刘大鼻子的抗日故事，同样给葛翠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的交流会上，她说道：“休假时很值得到这里搞创作。”
正是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敏锐洞察力，使葛翠琳在以后的写作中，获得了层出不穷的灵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个又一个生动的童话世界。
2 我第一次见到葛翠琳，是在1981年中学刚毕业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她造访我家，梳着一对长长的、乌黑发亮的大辫子，脸上洋溢着微笑，十分和蔼可亲，母亲让我管她叫“葛阿姨”。就在那一次，她送给了我一本童话集《野葡萄》。那时我才发现，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人可以写得出这么甘美纯净、诗意盎然的文字。也是从那一天起，我这一生跟儿童文学的缘分便注定了。
我再次见到葛阿姨，是二十年后的事了。这时的她，已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儿童文学大家，出版了很多书，获得过国内当时所有的儿童文学大奖。尽管葛阿姨头发斑白，面庞也有不少皱纹，但当她脖子上披着一条浅绿色纱巾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依然觉得她就像森林中翩然而至的仙女。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聊创作，聊生活，聊家庭。我提到母亲很希望能来看望一下老朋友，马上被葛阿姨阻止，她说：“你母亲也上岁数了，有什么事在电话里说就行，千万别让她来回跑。再说与其有工夫接待你母亲，还不如花时间培养你们呢！”这最后一句，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温暖的话，足以让我感动终生，永不能忘。
的确，葛翠琳一生始终把像我这样喜欢文学的青年作者，当成儿童文学未来的希望来尽心尽力地培养，哪怕需要付出自己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我后来陆续出版的长篇科幻小说《白鸽岛》、童话《剪子、石头、布》、少年成长小说《竹马》，无一不渗透了葛阿姨的心血。
葛翠琳不仅关心作者的文学创作，还格外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这点尤为难能可贵。我和其他几位作者曾出过一套童话丛书，葛阿姨是这套丛书的主编。我去她家取出版社的合同和稿费时，她忽然轻声对我说：“为这本书，谁谁出了不少力，不仅帮我参与了整套书的校对，还几次到工厂跑印刷；她是外地的，在北京落脚很不容易，咱们不是外人，我从你们几位作者的稿费中各抽出600元，就算作是她的辛苦费和打车费，你看可以吗？”我当然满口答应，同时，心底涌起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
3 说到葛翠琳用心培养青年作者，就不能不提到1990年由她提议，和冰心老人、韩素音女士共同创办的“冰心儿童文学奖”。从“冰心奖”成立至今，已过去三十多年。经过多年发展，“冰心奖”形成了“冰心儿童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冰心艺术奖”“冰心作文奖”等奖项，惠及了无数有志于儿童文学事业的作者。曾获得“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的知名作家，更是有许多：高洪波、金波、曹文轩、冰波、沈石溪、张秋生、汤素兰、薛涛、张洁……
三十多年来，葛翠琳为“冰心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她当年为创办“冰心奖”，特意成立了北京少年儿童图书研究社，还成立了“冰心奖评委会”，邀请分量很重的名家担任评委。葛翠琳对待“冰心奖”就像一位老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扶植着它，呵护着它，陪伴着它。她为了鼓励学生们大胆想象，开拓创新，于2006年设立“冰心作文奖”；她与平谷图书馆合作，建立了冰心奖陈列室、冰心奖儿童图书馆；她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长期合作……以上，正是为大家所熟知的。
鲜为人知的是，葛翠琳在私底下也默默为“冰心奖”做了大量烦琐的工作，每年为此都操碎了心。有几年，有名气、社会影响很大的“冰心奖”险些面临停办的境地，每次都是葛翠琳亲自出面解释，才使这项已举办了多年的奖项没有中断。
“我宁可操劳些，也要保证冰心奖的纯粹性、公正性。”这是葛翠琳的坚守和初衷。以最有影响力的“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为例，它在评奖时异常严格：在送给评委时，要把提供稿件的作者个人信息全部隐去，只以稿件好坏论英雄；还要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层层把关，才选出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那时，我已经加入北京作协，是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还是北京少年儿童图书研究社秘书长。葛阿姨就提前叮嘱我：“咱们要保持低调，不要搞熟人托关系那一套。”尽管葛阿姨说这话时的语气十分平和，但我能感觉出，她对这类不良风气的无比厌恶。
4 我和葛阿姨频繁交往时，她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身体不好，心脏还做过搭桥手术，血管里埋了三处支架，每天得定期服药；到了后期，更是要靠吸氧才能保证正常生活。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她每天依然坚持写一千字。按她的话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写字的手不会生。正因为有了这份坚持，葛阿姨到了晚年，不但灵感没有消退，反而进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期。
记得有一次我去她家，葛阿姨显得非常兴奋，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沙发上还并排竖摆着她新出版的一套童话集，分别是《核桃山》《栗子谷》《红枣林》，装帧精美，画面生动，它们像搭建起来的一座华丽宫殿，而葛阿姨往沙发上一坐，就像这座童话宫殿里的女王。后来我才知道，《核桃山》获得了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也是葛阿姨时隔多年再次获得的大奖——这是对她多年勤勉创作的奖励，也是对她始终积极面对生活、始终葆有一颗童心的奖励。
我最后一次到葛阿姨家，是在2017年5月15日。在那之前的几天，葛阿姨不小心摔了一跤，把尾骨摔坏了，我去看望她时，她正躺在床上。她的眼窝明显深陷下去，颧骨也凸出着，但她仍不忘保持自己优雅的形象，用枯瘦的手将长及脖颈的白发往后撩了撩，柔声道：“这大礼拜天的，还麻烦你来看我。”我安慰她道：“好在没有伤到腰椎、颈椎，只要休息一个多月就能好的。”听了这话，葛阿姨的眼睛里闪出希望的神采。临走前，我特意把装有2000元的红包交给翌平，再三解释，这是专门给葛阿姨买营养品的。葛阿姨听到后坚决不收，说：“我又没给你什么，我怎么能收这些钱呢？”我心里却说，葛阿姨这话太客气了，她不是没给过我什么，而是给了我太多东西，她是我的恩人，是我这一辈子都偿还不清的恩人。后来，葛阿姨让人又给我寄了两张1500元的汇款单，比原来我给她的还多了1000元，这真叫我情何以堪。
前年12月27日，突然传出葛阿姨去世的消息，看到翌平写的追忆母亲的文章，当时我的眼泪就扑簌簌滚落了下来，久久不能平静。事后，我参加了“持一本《春天在哪里》，送别葛翠琳奶奶”的视频告别会，会上简单回顾了我与葛阿姨的交往，最后我是这样说的：“愿葛阿姨安息！愿她老人家在天堂创作出更多更美的童话，给那里的小朋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