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文学是涵盖了使用中文和葡文创作的作品，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下生发的形态。澳门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其间有互相尊重、理解与互鉴，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文化场域。

澳门面积虽小，却海纳百川，葡萄牙人及各国商贾为了商贸利益于此居停，这里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之地，中西文化也在此相遇。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1591年贬官广东，赴徐闻县上任途中绕道澳门（明时属香山县管辖），在此看到了异域风情，写下《香岙逢胡贾》，道出了澳门的与众不同。这里港口繁忙，充满了来往的外国商贾：

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

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

诚然，葡萄牙人深度影响了澳门的城市格局和风格。行走在澳门街头，能明显看到葡萄牙无数城镇的影子。

有葡萄牙文学之父称谓的诗人贾梅士，传说400年前曾在澳门白鸽巢公园石洞里吟哦成长诗《葡国魂》（又译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其中描述葡萄牙自然地理位置的诗句“陆终于此，海始于斯”，何尝不是他的乡愁？对比汤显祖“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异曲同工。两位16世纪的中葡文学大家，因为澳门而各自完成了中葡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品。

最早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为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浓浓淡淡的乡愁。他们有谚语说：“喝过亚婆井的水，就忘不掉澳门！要么在澳门成家，要么远别重来。”

澳门文学中这份天然的乡愁，除了葡萄牙人对家国的遥望之情，更是华人背井离乡、用文字来慰藉的思乡之情。上世纪80年代前后，大批内地新移民来澳门定居，这是澳门历史上经历的又一次城市化进程。澳门华人人口中除占最多数的广东人外，福建人、上海人在比例上平分秋色，每一个来澳门的人都有离乡的记忆和思乡愁绪，文字具有一定的治愈功能。

乡愁，在澳门华人作家笔下就是一场场个人经验和记忆的书写。“80后”作家梅仲明在《2013澳门的乡愁》一文中这样写：“长途客车和呕吐，是我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每一年寒暑两假，我总要面对历时超过五小时的晕眩，一往、一返。各种西药与古方，只为撑过那一条颠簸不平、上山渡海、看似永无尽头的回乡之路。年少时，不明白父母对家乡有那么深的依恋……”童年不识乡愁味，长大后的乡愁化成长途客车上的劳顿。

以培养作者的《澳门日报·新园地》副刊为例，作者中不乏“新移民”（多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潮下来澳门定居的外乡人，虽已在澳门居住多年，仍被称为“新移民”群体。文学研究者将这个群体作者创作的作品归类为“新移民文学”）。石城常描写故乡福建的乡土人情，殷立民多忆江南往事，程文笔下满是旧日广州味道，谷雨笔端不忘上海，而双飞燕常往返上海、澳门两地，笔下就有了两个城市从文化到饮食的比较。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乡愁的文字，作家时常笔锋一转，不约而同地转到了舌尖上来。这舌尖上的乡愁代表了童年最初始的味道，味蕾的记忆要比大脑的记忆来得更持久绵长。

我喜欢吃虾，也许是因为小时候与虾有过记忆深刻的接触。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在长江边的小村断断续续生活了六年，那时工业污染少，更没有农药化肥。清凌凌的长江水很干净，长江何止刀鱼鲥鱼鲜美，更有长江籽虾生猛肥壮、虾脑饱满、虾籽累累。

——殷立民《长江籽虾》

金黄小巧的枇杷果，是把我们和家乡紧紧联结的精神纽带。天下产枇杷的地方多的是，可我总是向人夸口，家乡的枇杷顶呱呱！……再一次离开故乡的时候，我留恋地回头多看几眼坡上的枇杷园。

——石城《枇杷熟了》

有一种乡愁，是对味道的思念，对家乡青山绿水的思念，而思念中分量最重的，莫过于是对亲人彻骨的思念，思念中带出地方特色，是一道道让我们百般回味的远去的风景。

当下的澳门，和其他大都市一样，奔赴在高速发展和运转的路上，小城昔日的乡情逐渐成为老澳门人最为留恋的风景。

年届古稀的林中英厚积薄发，近年以《雀园记事》系列文章，聚焦自己儿时居住的雀仔园小区。她笔下带出澳门城市变迁的历史及消失的老物件，唤醒人们对澳门往昔的记忆。她用文字回味旧城区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珍贵情谊，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如孝、悌、信、义贯穿于文章细节中，体现在笔下老澳门人的言行上，对于这些种种的美好，澳门人常以“人情味”一词概之。“人情味”成为澳门人认为最值得珍视的“本土特产”。

乡愁与乡情，是阅读澳门文学的一把钥匙。中国人向来重视“乡土”概念。土生土长的澳门人都有一个“乡下”（故乡、老家）。早年，澳门人用于来往内地的证件被称为“回乡证”，尽管在澳门回归祖国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叫“港澳同胞往返内地通行证”，但至今仍被亲切地称为“回乡证”——折射出每个澳门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故乡，载着乡愁。

（作者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