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就是要写平常我们不说的，或者说不清楚的那些话
李婧婧：辽京你好，首先祝贺《白露春分》出版。小说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是“衰老”，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家庭中，如何赡养老人也成为中国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白露春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也好奇，你为什么会把“衰老”作为这部长篇的核心？
辽 京：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终极的问题。人类的共通点已经不多了，死亡是其中之一，对所有人而言这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永远说不完的。
我自己也曾面对过亲人衰老和去世。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听说和亲眼所见是完全不同的，死亡会在生者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对我来说，写这个故事也是回顾这些痕迹的时候。
衰老和成长一样，都是一个迷茫又漫长的过程，是人生的原路返回，风景却完全不同了。关于成长的故事有很多，一个年轻人怎样碰壁，迷茫，痛苦，最后成长了，但是衰老似乎更少被提起，不知是否因为作家总是在壮年写作，总是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衰老总是显得遥远，而且并不美好，不像青春有着说不完的灿烂故事，衰老在每个人身上都是相似的。在生活中，死亡是一个禁忌话题，我们很少能够认真地、不带恐惧地谈论死亡，遑论那些通向死亡的衰老的细节，小说中有许多这样的细节，身体的感受，心理的感受，旁观者的感受，都说青春的肉体是有热度的，其实衰老也有温度，衰老会散发寒气，周围的人也会感知，但是总是避而不谈。小说就是要写平常我们不说的，或者说不清楚的那些话。
李婧婧：在阅读《白露春分》的过程中，我有一种巨大的震动感，你在非常日常的环境、非常平凡的个体中写出了生活惊心动魄的、不为人知的一面，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但实际上你写的是家庭里的暴力、人心的四散和生活的溃败，就像你在后记里写“一松手他们就要滑落下去，滑向死亡或者别离”，那么我想问，你如何看待生活的表相和本相？
辽 京：我觉得生活不分表里，只是生活本身。谜题和答案其实是同时出现的，只是常常被我们忽略了。这本小说有很多在时间线上回溯的部分，所谓的真实，其实是一种记忆中的真实，而人的记忆是会塑造现实的，同一件事在每个人的记忆中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模样。身处同一时空并不意味着面对同样的现实，人在此时此刻是非常孤独的，因为没有人与自己共享一份相同的记忆。
小说要呈现这种孤独，或者隔绝的生存状态，每个人都有不可避免的、朝着某个方向滑落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共同构成了一个家庭的拼图，没有大奸大恶，也没有大风大浪，只是一个普通家庭，每个人的困境也都是常见的困境，经济的，婚姻的，有些是时代的作弄，有些是个人的选择，秀梅的衰老就是在儿女离散、纷纷溃败的环境下发生的，她无声地衰退下去，其他人则是无声地消散，他们逃避自己的老母亲就像逃避一种可怕的现实。
李婧婧：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来源于你的诚实，诚实地面对生活、面对你笔下的人物，他们也许有各自的毛病和缺点，但也有他们善良、明亮的另一面，同时我也能感受到，你对小说里的人物抱有极大的温情，你写出了他们的困苦和不易，因此哪怕他们不完美，但他们让我们感到真实，仿佛他们就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人，你是如何塑造和理解你笔下的人物的？
辽 京：我希望他们是真的，在小说中，他们是真正存在的，作者和他们一样面对着他们即将到来的命运，并不比他们更有办法，和他们一样无奈，我是走在他们身边而不是在前面引领他们的人。
人物的塑造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他们是在写作中成型的，面对空白文档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是一张白纸，小说是写出来，不是想出来的，这也是写作最有意思的地方，用文字去探索未知。这并不是什么玄学，而是作者的一种无奈，承认自己是无知的，眼前是白茫茫什么也没有的，才有可能和这些人物同行。从这个角度看，作者并不是上帝，只是一个傀儡。
因此，与其说真实，不如说自然，真实常常是不合逻辑的，现实生活是不按规律出牌的，但是小说叙事中的“自然”，是要这些人物有来处，有结果，人各有命，因果相应，各自承担各自的命运。其中秀梅的死是一早就注定的，读者和作者都知道，故事中的其他人也都知道，围绕着这个结果，许多故事情节就会沾上宿命的意味，死亡是已知数，那么其他未知数呢？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写到秀梅，就是朝着已知的终点前进，而写到佳圆、佳月和其他人时，是朝向未知的前途，这也和我们的生活经验是一致的，年轻人总有许多选择，而衰老只有一个结局。
一个写作者的“诚实”不是道德上的“诚实”，虚构就意味着要讲一些合理的谎话，是夸大和淡化，甚至无视一些现实，再真实的叙事也是裁剪过的，是作者的执念与偏见的产物，这是不可避免的。
衰老是无底的坠落，而成长是不停地向外逃离
李婧婧：小说里家庭的核心是秀梅，春天做槐花饼、炸香椿，夏天煮红豆、包粽子，冬天包饺子，这个家因为秀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讽刺的是似乎除了佳月没有人真正在意她的想法，她抓住机会就告诉儿女们“不要并骨，不要并骨”，但是最终在秀梅的坟前，儿女们只说那是秀梅的玩笑话，“哪有夫妻不并骨的”。看似是一个家庭主心骨、大家长，但大家只把她的遗愿当笑话，你如何看待家庭中隐形的暴力？
辽 京：与其说暴力，不如说是冷漠。暴力有一个特定的对象，使用暴力的人往往欺软怕硬，换一个对象说不定就变得温驯起来，而冷漠不是这样，冷漠是对周围人与环境的漠不关心，看不到人的复杂，只活在刻板的观念和印象中，任何不符合这些既有习俗和规范的人和事都被忽略掉了，或者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不值一提的，秀梅说她“不要并骨”，是破坏了他们对这件事的刻板印象，他们眼里没有那个活着的真正的母亲，只有一个母亲的形象而已，这个形象必须符合传统习俗，所谓的“面子”。这种冷漠，便是一种隐形的暴力。
李婧婧：家庭中的暴力也指向权力结构关系，这是家庭生活中很难被看到的部分，因为被亲密关系包裹了。但实际上衰老的老人、年幼的儿女，他们在家庭中常常就是失语乃至失权的一方，你怎样理解这种隐秘的权力结构关系？
辽 京：在写作中，我不太想像做手术一样去剖析亲密关系之下的权力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批评视角，但是创作者过于清醒或者执着的话，可能会忽略掉生活本身的那种模糊，写作者不需要去分析，这些人物也不是为了体现权力关系而存在的，在他们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这些结构的痕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权力关系，是流动的，文学是要先找到那种流动感，再去刻画一些有意义的瞬间。
在中国家庭中，老人占据着礼节上最受尊重的位置，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家庭生活在一起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没有共同劳作的土地，共同居住的房屋，只剩下薄弱的亲情和血缘联结，势必走向离散，儿女离散的过程中，老人被留下来，独自面对死亡。秀梅晚年的悲剧是因为她既处在传统家庭观念中的“长者”地位，又处于现实生活中的“弱者”地位，构成传统观念的生活方式早不存在了，维系亲子关系的只有真正的感情，而温情恰恰是这个家庭最缺少的东西。
在《白露春分》中，秀梅与她的两个孙女构成一个相对温暖的小宇宙，她们一起生活过，一起出游，是她们各自生活中的温暖记忆，是大家庭中相对弱势的三个人抱团取暖，直到一方的衰老和另一方的成长将她们分开。权力关系是一种描述家庭关系的方式，但是并不能包涵全部，人与人的关系是动态的、变化的，很难用笼统的方式去总结，更不存在一个标准范式，秀梅曾经是对佳圆和佳月有影响力的人，这种关系随着时间推移也在不断变化，衰老是无底的坠落，而成长是不停地向外逃离。
李婧婧：年初的时候你发表了一篇小说，《我奶奶的故事及其他》，小说里的“我”更喜欢爷爷，因为爷爷当过兵，见识过热血和真正的武器，是英雄一样的人，奶奶是沉默的，她总是在厨房，忙着做一顿又一顿饭，直到有一天奶奶早早起床到厨房烙了十三张饼，救护车来了，把她接走了。小说里写爷爷的故事说了千百遍，奶奶的故事却从来没提起，是空白的。我们总觉得战场、刺刀是史诗的符号，是宏大的、值得被记录的历史，但是厨房里的菜刀养育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滋养了人类文明，当然也应该是史诗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这篇小说里的奶奶，还是《白露春分》里的秀梅，她们都让我们看到历史叙事的另一面，你在讲述这些故事时的动力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故事？
辽 京：写作者总是需要找一些写得比较少的领域去尝试。在旧的框架里，很容易走入前人讲过的故事、写过的人物，在一个新的领域，则可以放开手脚。我是一个女人，我的记忆是一个女人的记忆，我的未来也注定是一个女人的未来，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里，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个应该是命定的。
同时，写作也有各种各样的尝试空间，比如从一个男孩的视角去讲他奶奶的故事，在这个被爷爷的故事熏陶长大的男孩子眼里，他奶奶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来历，有什么才能或者梦想，都是一个谜。女性的故事总是显得像一个谜，因为被讲得太少，或者说，被用失真的方式讲太多了，小说总是需要一些手段或者悬念吸引人读下去，但是作者始终要当一个努力解谜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解不开。我的动力就是写一些生活“背面”的东西，直到“背面”也成了“正面”为止。
对人物的兴趣，就是对历史的兴趣，因为总想知道这个人物是怎么来的。把一个人物放在更长的时空背景中去看，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奶奶”，在主角眼里一开始她只是“奶奶”，似乎自己不存在，“奶奶”也就不存在了，怎么可能呢？随着成长，他慢慢知道自己不是“奶奶”存在的基础，在奶奶的符号之下，藏着一个真实的有血肉的人，这个人是他的至亲，他却对她的历史一无所知。他笨拙地想要发现她，寻找她的身世，像侦探一样去推理，像小说家一样去编故事，这些努力无不是他进入另一段生命历程的方式，这些路或许根本走不通，重要的是这个建构的过程。在“我奶奶的故事”中，“我”是非常重要的，奶奶是“我”想象的对象，以“我”的方式去补全“奶奶”的形象，想要讲一个传奇故事，最终还是失败了，“我奶奶”身上并没有传奇，她再次隐入平凡。然而，那个真实的女人究竟在哪里呢？
真实的女人在真实的生活里，不在传奇中。这就是为什么小说的结尾，“我”要走向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老人，他的继父的母亲，标志着他将走出想象“我奶奶”的小房间，走向一个更开阔的人生阶段——看见他人，理解他人，超越了血缘与私人情感。他学会了同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奶奶的故事及其他》也是一个成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