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扬
王安忆长篇新作《儿女风云录》讲述了沪上舞者“老法师”风流云散的一生。无论是文学批评历史带来先入为主的印象，还是这部小说带给人的主观感受，日常书写似乎仍然是王安忆小说中不变的支点。
一
王安忆始终注重精神和价值层面的书写，对日常生活书写也有许多反思：“日常生活是小说的肌理，难的是要给予思想，否则，它不免会流于庸俗。小说是俗世的性格，但在它的内心，应该有严肃的思考。这也是‘五四’的小说传统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将知识分子的立场引入了俗世艺术。”陈思和认为，王安忆用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日见平庸的客体世界，营造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之塔。如何重新赋予日常书写以活力，重塑日常书写的水平线，就作为问题浮现出来。
当日常书写成为当代文学最普遍的表达方式之一，王安忆忧虑这会将“小说的叙事性和传奇性全都覆盖掉”，因此《儿女风云录》对传奇故事见缝插针式的讲述便带有一种反拨的性质，这也是她重塑日常书写活力的经验之一。
《儿女风云录》中，从热尼亚、小瑟、瑟，到爷叔、老法师，名称的变化对照着主人公身份的转换。从白俄舞校到北京舞蹈学校，他一路学舞，虽然中途从北京退学跑回上海继续读高中部，却也进入话剧团，再考入戏剧学院表演系，一生总与舞台结缘。毕业后逃避去湖北话剧院的工作，却恰好赶上样板戏的兴起，“到处都是蛮力学艺术的人”，他招生教课，“到处都有他的学生和他的传说”，还有了属于自己的叫做“瑟”的练功房，后应邀到矿务局歌舞团作指导，之后与阿陆头作搭档、在舞厅做师傅、开私教、成为“老法师”。不同于《遍地枭雄》《匿名》《考工记》等几乎没有女性角色出现的小说，《儿女风云录》中女性角色在“小瑟”的人生中接连登场，作者刻画出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描摹那个时代的复杂纠葛。
作者既担心泛滥的日常书写覆盖掉传奇性，又始终克制传奇书写的限度。在小说中，传奇要么借叙述者的权威一笔带过，要么以流言的性质充斥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勾连着大历史的传奇故事以流言的形式被嵌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既削弱了其本身蕴含的异质、猎奇的气息，也提拉着日常生活，使其不至流于庸俗。在这种张力之中，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就脱离了琐碎，而自有一份坚持：“把人写堕落很容易的，你要把他写起来才行。”于是，父亲被下放，母亲“独撑市面”，和小瑟固守着生活；大麦的奶奶“早就想到会有切断的一日……因此未雨绸缪，积蓄起私库”；丈夫参与世界革命，阿陆头“到太阳地里，踏板风火轮似的翻上翻下；或者收起机头，铺上报纸糊纸盒”。王安忆始终将笔墨重心放在传奇背面，书写纪念碑下“驮碑的龟”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日常书写，也在“碑”的阴影下有了一丝坚韧的性质。
二
王安忆始终以小说创作的方式，在历史中寻找通向当下的路径。她要面对的是现在，历史的书写更像一种手段，是通向当下的盘根错节的“渊源”，曲径通幽地重塑日常书写，成为日常书写的锚点。
《儿女风云录》的时间不以公元纪年标识，而是对标着人物的私人时间。人物的成长光阴在纸面流转，年龄是清晰的，但难以按图索骥对标至具体的公元纪年，只能从影影绰绰的文字描述中推理出大概节点。叙述者面对历史抽身而去，抹掉具体的时间与事件，转之以向“石头牌坊”和“建筑图纸”寻找历史。历史被模糊化处理，但书中人物往往处于“风暴眼”之中。世事变迁、历史动荡似乎与书中人无碍，而王安忆拉长日常生活书写的时空，使之貌似具有历史的性质、怀旧的氛围。
王安忆在多部小说中都提到“新人”与“旧人”的概念。在《儿女风云录》结尾，阿郭说：“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类，一类旧，一类新！”小说中，王安忆借舞厅老板之口对“旧人”略做阐释：“我看你，年纪不大，当然是和我比，却是个旧人类……换句话说吧，是有渊源的人。”王安忆长时段的历史书写正是体现一种人物的渊源感，是在“风暴眼”中埋头生活、没有被割断的历史感。与此相对，代际更迭之快是新世界新人类的突出特征。新人类并不像旧人那样有盘根错节的历史，王安忆甚至没有赋予他们固定的容貌，只是一批批、一代代与小瑟跳舞。正因为没有“渊源”，“转化基因”“加速进化”这种生物学上需要成千上万年完成的筛选机制才能在新人类中间迅速发生。
三
当小说中的历史以一种渊源的形式贴近切肤的日常，对日常书写的坚持就同时赋予历史可理解性与连续性。面对世事动荡与社会深刻转型，王安忆始终与传奇化的历史叙事保持距离，但又在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刻中埋下理解历史的伏线。
比如，经济生活状况一直是王安忆小说所未回避的一个方面。《儿女风云录》中的舞蹈，不像《小城之恋》中一样作爱欲的表现场和艺术的象征物，而更多了一份生计、职业的性质。老法师的身份或可用“舞者”笼统论之，但职业却以舞为中心，随时代的变迁有所不同。
同样，《一把刀，千个字》中的陈诚以厨师为职业，《五湖四海》的张建设更是具有投资的天赋与眼光。这些角色无不以手艺人的匠心为精神底色，共同书写时代的经济账本：陈诚学艺时接管数计采买，“鹅掌、鸭头、猪蹄、鸡爪、螃蟹，等等。凡过他手的进出，都记了账”，张建设“进货出货、行驶里程、途径地名、收支账目，分门别类记得清楚整齐”，《儿女风云录》的小瑟也“菜金日杂天天报账，账要轧平才放过关”，甚至在家庭内部，经济账也要算得清清楚楚，小瑟不惜典当物品也要按时向父母缴纳膳食费，一家人为筹钱也因拆算资金争执不下，暗藏机锋。
“即便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依然存在隐匿的生计，分工细化的社会里，应需求而起，管涌一样，挤出坚固的体制层级。”这种以个人日常生计为叙事内容的写作，是王安忆在《儿女风云录》中的继续尝试。小说在革命时代埋下市场经济因素这一通向社会转型与当下生活的草蛇灰线，为读者提供理解“新人”出现的原因。
但是，小说时间愈趋近当下，关于阶级和革命的话语就愈呈现一种蓄势待发的姿态。新时期的市场经济更鲜明地复现了阶层的差别，王安忆在革命年代中埋下经济的伏线，在市场经济时代却频频召唤革命的话语，在变动的世事之外，王安忆看到了更为本质的部分。所以，当我们以“巨变的时代，不变的日常”去理解王安忆的作品时，会忽略日常书写更为深层的“永恒”的性质。可以说，王安忆的日常书写之下，隐藏着深刻反思，作家的这种思想为日常书写作坚守托底，让它无论面对革命的高扬，还是经济的喧腾，都能始终沿着自己的水平线徐徐行进。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