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日正处在一个加速时代，一晃神间世界的面貌便已模糊不清。那是从牛车的颠簸到高铁飞驰的速度，从缝纫机的往复运动到新款手机电脑竞相诞生的速度，从书信到电子邮件再到微信消息的速度，也是工位上连轴运转难以停歇的速度。基于这样的现实变化，出现了名为“加速主义”的理念。以研究加速著称的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认为，现代人同时面对着三种不同的社会加速，即技术加速、社会变化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这些加速重新塑造了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在加速时代，文学如何应对？
“重的快”与“轻的快”
先试试看：能否让文学跟上速度的脚步？有两位意大利作家分别探索了文学加速的两种方式：“重的快”与“轻的快”。
在1909年，未来主义者马里内蒂发现现代世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美，即速度之美：“一辆赛车的外壳上装饰着粗大的管子，像恶狠狠地张嘴哈气的蛇……一辆汽车吼叫着，就像踏在机关枪上奔跑，它们比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塑像更美。”他认为，文学也必须自我革新以捕获这种速度之美：“文学从古至今一直赞美停滞不前的思想、痴迷的感情和酣沉的睡梦。我们赞美进取性的运动，焦虑不安的失眠、奔跑的步伐、翻跟头、打耳光和挥拳头。”
马里内蒂也将这种速度崇拜应用在对文学技巧的探索上。他石破天惊地提出必须取消形容词、取消副词、取消连接词甚至取消标点符号，而让名词随意地并列拼接在一起，并且用不定式来表现灵活的运动，最重要的是要善用类比：“类比只不过是一种深沉的爱，这种爱把相距遥远、表面上看是不同和敌对的东西联系起来。只有利用极其广泛的类比，一种乐队式的风格，亦即同时既是多色彩、多音部，又是多形态的风格，才能拥抱物质的生活。”
马里内蒂在文学中追求的是一种有重量的速度、依托物质的速度，或者说是骏马、机枪与发动机的速度。他提出，“要以物质的抒情诗式的纠缠不休来取代目前业已枯竭的人的心理”，“物质具备一种令人赞叹的连续性，朝向更大的热情、更大的动势、更大的自我分裂奋发前进”，“物质的实质是勇敢、意志和绝对的力量”。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噪音、重量、气味这些物质因素注入文学之中，“要努力表达一只狗所觉察到的有一些气味的景物，要倾诉发动机，并再现它们的言论”。
与马里内蒂对物质速度的热衷比起来，同样来自意大利的作家卡尔维诺则针锋相对，偏爱追求精神速度。为了提上速度，他更倾向于甩掉重量：“我的工作方法往往涉及减去重量。我努力消除重量，有时是消除人的重量，有时是消除天体的重量，有时是消除城市的重量；我尤其努力消除故事结构的重量和语言的重量。”他认为自己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力求追踪精神电路的电光，它们抓住并连结时空里远离彼此的点”。
马里内蒂通过物的类比与并置寻求遥远的关联，卡尔维诺则更喜欢用飞速穿梭的思维跨越时空，这在他对汽车与精神的比较中再明显不过了（即便他不承认这是一种比较）：“汽车时代已把速度变成一种可计算的数量强加给我们，它所创造的纪录无论在人类或机器的历史上都堪称里程碑。但精神速度是不可计算的，且拒绝比较和竞争；它也不能从历史角度展示它的结果。精神速度的价值，在于它自身的价值，在于它赋予任何对这种东西特别敏感的人以快乐，而不在于它可以带来实际用途。”
加速往往表现为对边界的破坏
两位先驱分别探索了“重的快”和“轻的快”，但更多问题由此衍生。首先，两者孰优孰劣，哪一方更能跟得上时代？再来，文学经过这些形式或内容变革，便就能一劳永逸地跟上时代加速了吗？果真如此，那为何这个时代的文学总觉得自己正经历着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呢？
要厘清这些问题，我们先得追问这个时代的“加速”自身意味着什么。
在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看来，加速往往表现为对边界的破坏。他把启蒙时代以来的人类文明史理解为一部加速的历史，将政治和战争的整体变化看成同一场不断加速的运动。维利里奥确信，这场加速运动最为显著的后果，就是不断摧毁人类社会所构建的各种界限：无论是中世纪堡垒的高耸城墙，由无数机枪碉堡加固的马奇诺防线与诺曼底海岸，还是在携带核弹的隐形轰炸机和每秒30万公里的电磁波面前形同虚设的国家边界。
可以由此推论，在全球性的整体加速面前瑟瑟发抖的不只有形的边界，还有围绕在文学周围的无形边界，其中最为坚持不懈的或许是建立“纯文学”的反复尝试。今日中国文学话语中的“纯文学”观念主要来自1980年代的文学热潮，这种观念为了反抗单纯强调政治性的文艺观念而走向对文学自律性的偏执追求，尝试使文学既超脱于现实世界，又能规定和垄断现实世界的意义生成。于是纯文学将文学的独立性、精神性与独属于文学自身的形式特征看得无比重要。然而时至今日，纯文学的空中王国早已被社会加速，或者说被电影、短视频和诸多崭新文学样式甩在了后面。如法国哲学家拉图尔所揭示的，“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纯粹，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混杂”，“一切提纯的努力，倘若不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混杂，那就毫无意义”。
此时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卡尔维诺的“轻的快”与马里内蒂的“重的快”。卡尔维诺为了跟上速度的步伐轻装上阵，剥除自身的物质属性而只剩精神，这与追求文学纯粹性的努力不谋而合。相反，马里内蒂在文学正史中所受的关注虽不及卡尔维诺，但他推崇物质与重量、探索剪切和类比的文学实验，则打开了连接文学与电影的新通道，实打实地为20世纪初新生的电影艺术添了一把柴。
文学需要持续地敞开自身
要真正跟上速度的脚步，文学就必须放弃自己的纯粹性，持续地敞开自身、变化自身；它没必要继续坚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而是要成为悬疑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网络文学；乃至突破文学边界，成为电影剧本、短视频文案、电子游戏叙事，成为140字以内的嬉笑怒骂或者节日期间为朋友精心编辑的祝福消息。文学从未被加速甩在后面，而是灵活地变换最适合飞行的形态。
不仅空中王国般的“纯文学”观念应被舍弃，一切“类型”自身也都要准备承受速度的冲击，随时向更有活力的新形态变异。以科幻文学为例，科幻本就应当是最关注物质与变化的文体。1930年代英语科幻开始形成痴迷科技细节、偏爱地外空间探险的“黄金时代”风格，这种风格到了“二战”后逐渐显得僵化，引发越来越多科幻迷的抱怨。英国作家巴拉德在1962年提出了“通往内层空间”的说法以挑战“地外空间”的垄断，他将音乐、绘画、建筑学、心理学这些“内层空间”的内容（相比于地外宇宙空间）引入科幻以激发科幻的潜在活力。这并不是要抛弃物质和机器，而是要探索人与机器更微妙、复杂的关联。其最了不起的实验成果《撞车》完美结合了马里内蒂汽车轰鸣的速度之美、暗流涌动的社会关系与人类内心最隐秘疯癫的渴望。巴拉德的探索开启了名为“科幻新浪潮”的文类实验。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在“二战”后的极大加速，新浪潮的观念迅速传遍北美大陆，在此炸开无数可能：罗杰·泽拉兹尼将佛教和印度教元素，菲利普·迪克将诺斯替主义，勒古恩将道家智慧和性别反思分别融入了科幻。研究者普遍认同科幻新浪潮打破了科幻文学与严肃文学的边界，而实际上这场加速的狂欢与混杂的盛宴击碎了无数种知识领域与文本类型间的藩篱。
时至今日，加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越加明显地渗入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以致麦克尤恩、石黑一雄等越来越多严肃文学作家提笔尝试科幻创作。并非纯文学，而是有物质重量的，乐于探索基因编辑、虚拟现实、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科幻文学，才能在加速时代引领文学新潮。
归根到底，如果说文学是一种人学，那么我们时代的加速——无论是技术加速、社会加速还是生活加速——所坚持不懈地攻击和破坏的，也总是人之为人的边界。文学如果不是对人类活力的不懈追寻那就什么也不是。而一切活力的迸发都要求打破边界——自我改变，向他者敞开，与他者交融。这个他者不仅是他人，还是机器，是动物，是一切与自己不同的异质之物。单纯的精神的自由从不是真正的自由，在物的加速流动的波浪中穿梭、碰撞、交融、变异和创造，才有生的乐趣可言，正如《马尔多罗之歌》中为人津津乐道的那句“缝纫机和雨伞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文学将人诱入万花筒般变幻的物质运动中，想方设法地激发人的战栗和好奇，使人站在生成变化的最前沿引领世界的航向。文学并不外在于加速，而恰恰是对世界加速的捕捉、重复和进一步的推动。
不必焦虑于文学被加速远远甩开，文学就是世界的加速自身。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