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将其作为一个话题、一种现象展开自觉的探讨，这是非常重要、也早该做的事情。新大众文艺已经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处境、氛围。很多文学、文化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直面这个问题。比如，很多学者积极推进关于网络文学、网络文化、电子游戏、短视频等领域的学术生产和研究，我自己也关注过电视连续剧、商业电影及其他大众文化形态。我觉得我们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分析，对不同面向的问题展开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更有效地介入新大众文艺，推动其更好地发展。这里粗浅地谈三个相关的话题。
新大众文艺出现的物质性基础
如何从文化唯物主义立场辩证地理解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思考新大众文艺现象发生的动因，特别是其物质性基础、条件是什么？实际上，可以说这背后是一场传播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从传播媒介来看，20世纪主要是由印刷媒介主导的，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文艺创作以文学为主，文学占据了重要位置。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电脑、互联网、移动终端等的普及，生成了多种网络文化现象，特别是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涌现，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都是技术因素导致的文艺变局。从信息革命的层面，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和进入数字化时代，特别是AI带来的信息革命，影响将更为深远和广泛。
探讨这样的话题，需要拉长历史视野，思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技术是如何不断融入并改变人们的生活，并对文化生产、文化创造和人类精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辩证地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这样的思考格局中，客观的物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表述上尚处于二分状态中。但今天的处境是，物质性的生产方式与精神性的文化创造是融为一体的。这使我想起1985年，北京大学邀请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来讲课，他提出了一个我们当时非常陌生的词——“后现代主义”。今天看来，杰姆逊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本质主义地宣告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而是通过创造新的理论范畴去回应和描述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当时美国的新现象是技术和文化融为了一体，文化就是技术，技术就是文化。这也是他需要发明新的概念来描述和界定新的历史阶段的原因。杰姆逊谈到的后现代主义景观，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能有更切实的体认和感受。如今，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文化的形态也出现革命性突变。可以说，提出“新大众文艺”这样一个新概念，也是为了把握和描述当前中国新的文化现实。
最近我也重读了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重读的动因是想重新思考欧洲工业革命如何给文化带来影响。雷蒙·威廉斯的研究告诉我们，今天常见的一些概念尤其是文化、工业、阶级、民主、艺术等五个重要范畴的基本内涵，实际上是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才定型的，是工业革命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或文化领域对工业革命的回应。这本书另一极具启示性的地方是如何讨论文化和社会的关系。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创造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社会体的共同文化。这对我们思考新大众文艺及其在今天的影响，提供了一些方法论上的启示。我们要知道造成当前巨变的物质性技术因素和社会基础，要了解、认识技术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影响，进而思考和探讨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现象。
分众化时代人民性的特点
如何理解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性？首先应该意识到，技术的发展和变革不会自动地带来文艺的大众性，尤其是不会自动带来人民性。媒介技术、信息技术本身是与商业化、市场化的生产机制关联在一起的。我们也不能对“技术”“资本”等概念做过于本质化的理解，因为技术很多时候是中性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组织、“使用”技术。今天所谈的新大众文艺，其基本特点是人群参与更广泛、文艺传播面更广、受众覆盖面更宽，并且改变了此前由一个信息中心点出发的播散状态，而呈现为多中心或中心弥散的泛大众化形态。但不能由此认为，这种新的大众性文艺出现了，就会自动地生成新的人民性文艺。
需要对与“新大众文艺”相关的几个概念做简单的梳理。首先，“大众文艺”与“大众文化”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后者是更多地和大众社会、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等市场性机制关联的文化形态，而前者更偏重文学艺术，是在文艺创作与研究的脉络里讨论问题。
另外，“文艺”和“文学”也不同。一般来说，“文艺”应该包含“文学”，但从20世纪中国的文化状况来看，强调“文学”还是强调“文艺”实际上包含了不同的理论诉求。文学是以文字为中心的创作和书写，更凸显的是专业化层面的内涵，而文艺则是更具整合性、总体性的概念，往往和大众化、群众性诉求相关。面对当前在媒介技术、信息技术革命基础上生成的新文化、文艺现实，我们确实要走出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观念，关注文艺的多种变化，关注创作媒介和形式的多样发展。新大众文艺涵盖了文字、图像、声音、听觉、表演等多种媒介形式，其特点是技术、文艺与人的进一步融合，其理想状态应是更深层地彰显创造性的文艺和日常生活的统一。文艺创造新生活，生活塑造新文艺，无论媒介和文艺如何变化，这应该都是普遍的理想和原则。
再次，“大众文艺”和“人民文艺”也不同。大众性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可以说现代社会与现代政治区别于古典社会与古典政治的关键点，就是对大众化、民主化的强调和追求。社会主义革命也是现代政治的一种，但更强调大众化的主体是人民，是以劳动者、创造者为主体的人民。可以说，“大众文艺”之“大众”是一种均质化的人群描述，而“人民文艺”之“人民”是一种政治性共同体。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如此界定：“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重读这一段话，对我们在新的时代和文艺发展阶段思考什么是大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毛泽东提到四种人群，不是纯客观的阶级或职业区分，他们能够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这也意味着人民是经过自觉的政治组织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
因此，我们在谈大众性的时候，要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而是要不断去组织、引领、建构的群体。一般提及“大众”这一概念，好像都指向一个个的个体或某种群体，但不能忽略背后的两个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涉及我们应如何理解“社会”。并不是说，一个一个人加起来就是社会；一个社会要不散，需要通过各种代表性的组织和实践形式而形成共同体意识，从而使人群能够共同行动。文化特别是文艺经常是沟通、联结、组织人与人关系的媒介或中介。新大众文艺在技术性层面是广泛覆盖的，在不同的个体和人群之间形成了一种物质性的连接网络，蕴含着一股推动共同体形成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我们在讨论新大众文艺现象时，需要自觉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把分散的个体，把新的大众文艺时代的大众，引导和组织到哪儿去？这背后需要指向一种总体性社会想象和共同体意识。对内而言，要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这个共同体处在人类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因而也需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这可以说是我们在谈新大众文艺之“大众性”时必然包含的内容。在理解大众和人民、把握文艺的大众性时，需要有关于共同体的自觉理念和意识。这事实上也是“政治”的实质性内涵。“政治”是一个动词，将人群的共同诉求集中和代表出来。缺乏自觉的共同体目标和自觉的建构过程，大众只能是“乌合之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大众文艺也涉及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要思考如何把分散的人群组织起来，使一个社会健康、健全、理性地往前发展。在建构、创造社会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新大众文艺应发挥重要作用。从现实体验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刷视频、可以做短视频，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很多产品可能都是碎片化、平面化的，所以怎么引导，怎么建构新的共同体的理解和认同，这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引导新大众文艺，要关注文艺生产的分层
因此，第三个问题是，怎样引导、组织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新大众传媒时代的文艺特点是，人人都可以阅读、评价，甚至参与创作，但又是去中心化的，人群分成一个个小社区，是分众的。这就给可能的引导、组织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许多人一看到“引导”“组织”这类概念，就会反应成“干涉”“控制”。而事实上只要是社会人群的群体性活动，就包含了宏观性的调节和引导在其中。“市场”和“技术”都是一种组织力量，如果缺少自觉的引导和干预，有时会成为反过来控制人的异化力量。新大众文艺的引导和发展也是如此。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引导，关键是如何在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具体地引导和组织。
人民文艺的目标应是让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全方位介入、参与文艺，用文艺自我表达，其理想状态是“人人都是文艺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人民文艺的设想时，当时面临的历史条件是大多数工农兵不识字，他们不能写、不能表达，因此需要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在将自己改造成为革命文艺家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人民文艺。这种文艺不再是一般的只表达个体自我的现代文学，而是能同时包含自我和他人、具有总体性人民视野的新文艺。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相结合，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而创造人民文艺的解决方案。今天，中国人的识字率、教育水平已经极大地提升，传播技术和信息技术也提供了“人人都是文艺家”的可能性物质条件。这也需要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今天新大众文艺的引导和组织如何展开。
可以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五四时期提出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当时有一个大的技术变革背景是印刷技术、印刷媒介的普及。在此之前，数量巨大的劳动人民被排斥在文字世界之外。中国文明的重要特点是文字的早熟和延续，但在较长时间内，这种文字主要由士大夫掌握。鲁迅当时说打破“无声的中国”，陈独秀提倡“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都是在朝着民主化、大众化的方式推进的。新文学运动要创造新的现代汉语，借助建立在印刷技术基础上的新式出版市场、传播市场、教育体系等推进大众化。但是这种推进，主要还是在都市环境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展开。到1940年代，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出现的新的文艺形态即延安文艺，其创造性更强。延安文艺可以说去除了“文字中心”，既能适应广大内陆农村地区的不识字人群的需要，同时根植于民间社会活的文艺传统，创造出多种群众性文艺形态，包括口头演讲、朗诵诗、大合唱、街头剧、活报剧、木刻版画、连环画、地方戏、新秧歌等等，动员和组织人民大众广泛参与。事实上，以延安文艺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包含了“文学”和“文艺”两种形态，其中“文学”主要是专业作家的创作，而“文艺”则主要是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和表达。到1980年代后，专业化趋势加强，“（纯）文学”才成为主流，而“文艺”这个概念反而不大使用了。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延安大众文艺再到今天提出新大众文艺，这可以说是一个连续的不断推进的文艺大众化、人民化的发展过程。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2023年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强调建设文化强国，这中间经历了大的历史跨越，我们已经处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和文艺创作环境中。普通中国人现在基本上人人都可写可表达，问题只是你的表达有没有人听、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表达，同时平台技术并不完全是一种供人驱使的东西，技术有时会反过来控制人。因此，今天提出新大众文艺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既是用新概念来描述和界定新时代的文艺特点，也是用新理论来探索如何更好地发展新时代文艺。
当前，无论中国还是全球其他国家地区，现代化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更高阶段，技术的变革是以加速度的方式推进的。实际上，新大众文艺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种全球现象。40年前，杰姆逊在北京大学讲后现代主义，也可以说是今天面临的问题的前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1980年代以来，对大众文化、文化理论的探讨是其中的重要面向。我们在探讨新大众文艺现象时，可以借鉴相关理论，具备相应的全球视野，但更要有中国问题意识，探索有效的符合中国主体性特点的理论方案。
关于如何引导和组织，我认为笼统地讨论新大众文艺现象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文艺生产的分层问题。人民需要大众性文艺也需要高级文艺。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文艺分成三个层次：自发的群众性文艺创造、专业性的文艺创作和理想状态中的自由创作。新大众文艺应该可以同时有群众文艺和专业文艺，有多数人需要的娱乐文艺，也应有适应面不那么广的“高端文艺”。这和1940年代毛泽东强调的普及和提高问题也相关。我们要形成广泛的群众文艺，这是一种自发的、普遍性的大众文艺；同时，也不能忽视专业创作，特别是不要用新大众文艺去否定专业创作。这里的专业创作指的不是局限于专业的体制内的创作，而是指专门从事创作的人员。即便在普遍的、广泛的、人人都可以成为文艺家的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初级作者和高水平作者等仍是有差别的。毕竟文艺创作是一种需要个人的天赋、创造力和艺术技巧的文化实践活动，不可能是均质的，也有高下、好坏之分。这是文艺之为“文艺”的特点所决定的。
当前在新大众文艺的条件下，对专业文艺创作者的挑战是最大的。如何改变传统的观念，如何能够和新大众文艺进行沟通互动，如何在新大众文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大众文艺和专业创作之间形成一种互相沟通、彼此提升的新型关系，我觉得这是需要讨论和探索的难题。
新大众文艺的理想状态可以说是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人人都是文艺家”的局面。在掌握新媒介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关键是用什么来沟通“人”与“人”。因此，从事文艺实践的人或人群要同时拥有开阔的人民政治的总体性视野。新大众文艺，无论是群众性还是专业性的，应该有中国和人类的共同体意识，也应该有“我”也有“人”。如果能达到这种状态，新大众文艺一定是生机勃勃且不断发展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