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要改你的诗了！”在近日举行的一场诗歌论坛上，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副会长王静说，她经常与熟识的诗人说这样一句话。

这场以“中国诗歌的文化特质与社会参与”为主题的诗歌论坛由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和中国诗歌学会联合主办。

“为什么要改诗？”王静解释说，有声语言艺术和书面语言艺术存在显著差异。朗诵作为有声语言艺术，是对文学文本的再创作。当前适合二度创作为有声语言艺术的诗歌作品并不是太多，因为更多人倾向于创作书面风格的作品。就这类作品而言，我们在纸面上读，可能觉得很好，但是一朗诵，总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朗诵者会对诗作进行修改。这些修改会损害一些诗性，但也有利于让听众或观众获得更清晰的印象，使作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对于诗歌朗诵，诗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声音是诗歌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欧阳江河说，对于诗词曲，我们阅读文字时感受到的是一种美，朗诵、吟唱出来，又是另一番风味。有些诗作，比如陶渊明的《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中，“见”的读法不同，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就不一样。这样的区别非常微妙。所以，从声音的角度来理解诗歌，有着极为丰富的阐释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树才认为，不同的诗歌文本，往往潜藏着不同的诗歌声音。如果我们把无限丰富的诗歌文本统一为舞台上的一种声音、一种腔调，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此，朗诵者应该注意不同诗人的发声方式，研究不同诗歌文本的个性。当代诗歌除了抒情性的维度，还有幽默感、戏剧性、游戏性等维度。朗诵家应该针对不同的文本，采取不同的朗诵腔调。

保住诗性与扩大传播，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平衡工作。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网络中。青年评论家李壮说，网络空间中的诗歌传播与接受，逐渐脱离具体的时空框架，变得更加随机和碎片化。一句惊人、抓眼球的句子往往更容易被注意，导致标题党现象延伸至诗歌领域。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值得反思。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宏认为，大众传媒工具为诗歌传播以及大众参与诗歌创作、分享与讨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要确保诗歌传播的准确性，避免曲解戏说低俗化的倾向。

与会者对诗歌传播的具体方式、途径有不同看法，但扩大诗歌传播的心愿是一致的。《诗刊》主编李少君谈到，“诗教”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教育方式。“诗教”本质上是一种心灵教育、情感教育和价值教育。诗歌是一种心学。诗歌的创作过程，是诗人从心出发，以心领悟，心通天地，心感万物。诗歌写出来以后，以心传心，他人也因而受到触动。诗歌应该以情动人，让读者在美的艺术享受中获得境界的提升。中国诗歌学会朗诵演唱委员会主任瞿弦和表示，作为诗歌朗诵者，就是要让诗歌插上翅膀飞进千家万户。朗诵艺术工作者要进一步提升自我、服务群众，为中国诗歌的广泛传播作出新的贡献。

要真正扩大诗歌的传播，关键是要写出优秀的、读者喜爱的诗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表示，中国诗歌的文化特质很难准确概括，总体来看，“以诗歌来安放自我灵魂”和“以诗歌来观照现实、参与社会变革”是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三大主义”，本质上是要强化文学的社会参与功能。自此以后，我们在诗歌领域进行了很多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些经验告诉我们，诗歌既要保持个人的独特体验，也要积极地介入社会，在一种张力之中发挥其潜在的作用。

青年诗人杨碧薇认为，中国古典诗歌虽然是个体的表达，但其内部又包含着一些公共性特征。但进入现代社会，受快节奏、陌生人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加上诗人们更加强调个体写作，很多诗歌越来越封闭，缺乏主体向心力。因此，我们今天强调诗歌的社会参与，就需要诗人加强自我与他者的联系，有更加健全的人格，写出健康的诗歌，才能让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共鸣。

青年诗人李啸洋说，在中国古诗中，“可诵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但目前的新诗，几乎割掉了声音的传统，去掉了平仄和押韵，让声音的基因休眠。我们注重新诗的“可读性”，却很少注重其“可诵性”。但诗歌本质上是一种徘徊在文字和声音之间的艺术，应通过“声音”的维度进入其另一美学层面。

要扩大诗歌的传播，翻译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说，诗歌栖身于具体的语言之中。总体而言，诗歌的内容和意境可以翻译，但诗歌的形式和节奏比较难翻译。特别是中国古诗，一旦翻译为外语，原有的形式之美几乎都消失了。就像有诗人所说，诗歌翻译本质上是翻译家读懂了一首诗，并用另一种语言重写一首相同意思的诗。因此，好的翻译家，既要能够真正读懂原来的诗，又要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其内在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