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写红色题材，写“主旋律”题材。

作家们走进的是主题写作，既然是写红色题材、写主旋律，就应该旗帜鲜明。写红色题材、写主旋律的作家要在内心深处有这样的理念：成不了英雄，能歌颂英雄、有歌颂英雄的心志和能力，就没有自甘堕落；自己干不成大事，能歌颂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做大事的人及他们做成的大事，便也是一种积极的参与，足可自豪。我为孩子们写《华侨旗帜——陈嘉庚》《大成智者——钱学森》《向孩子讲长征》《蓝天和大地的交谈——献给中国科学家黄大年》《阳光大声地朗读中国》……写之前、写之后、写的过程中，一直都有那样的气韵荡漾在心中。我相信，每个写红色题材、写主旋律的作者，当作品出版、发表后得到积极的、正向的反馈时，都会感到自己做了有价值、有意义的事，都会觉得自豪。

崇敬英雄、关心大事，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元素和标志。因此，儿童文学一定要有优秀的主题写作，要持续地涌现优秀的红色题材、主旋律题材作品。孩子从小接触什么、走近什么不是小事，孩子需要从小养成“趋光性”。绿色植物天然地具有“趋光性”，但人不行，人会在随时随地接收各种气息的过程中，心性、品位、人格被影响和左右，浑然不觉地摇摆和改变取向，未成年人尤其如此。“树人”的工作要从小做起。

还有，主题写作不是“急就章”，它需要长久、深厚的积淀。写好任何题材、体裁的文学作品，都需要具备长久、深厚的文学功力的积淀，这已是共识，暂且不论。对主题写作来说，还有一种尤为重要的积淀，诸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淬砺，对民族血脉、人间正道的体认，在向上、向善、向雅、家国情怀上的升华。这些方面的积淀，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格局”，而格局又直接影响着写作者美学疆域的日光月华、化育生机。既然是积淀，就意味着它往往是无意识的、心性使然的，而不是功利的；是长时期的、潜滋暗长的，无法速成的。

诗歌《向孩子讲长征》于2016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后，陆续有老师、家长反馈说，像“人都怕饥饿、人都怕寒冷/人都怕疼怕苦/谁交出生命都会死亡/没有任何日子会在日子之外/没有什么人真的是铁是钢……那些走过长征的人/就是这样一些普通的人/饥饿也会把他们折磨得打晃/寒冷也能把他们一点一点地冻僵/扎进的刺刀和射入的子弹/也会让他们鲜血流淌”这样的诗句讲长征，不仅能让孩子听得入心，连大人也觉得更有切身感。有人问我是怎么想到这样写的，我真的说不清，只能告诉他们：我第一次知道“长征”是十岁左右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叫《忆长征》，作者是谁、由哪个出版社出版的，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但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脑袋里开始有了“长征”，开始关心“长征”。成年后，我注意到有些作品对长征进行歪曲、污化、攻击，更留意到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外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长征、礼敬长征、赞叹长征。当年中国的那样一群人面对和经历的是人类极限的挑战，建树和完成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功业，表达和捍卫的是“大写的人”的尊严，而这一切都是超越种族、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可我追随长征、探求长征、思考长征的“长征”一直都没有完成。可能正是缘于这些，不知道是哪一天，我动了用自己的话语方式讲长征、专门给孩子讲长征的念头，于是就那样写了。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献礼的少年朗诵诗集《阳光大声地朗读中国》，在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公司组稿后，我很快就交了稿子。编者有些吃惊：怎么这样快就能拿出这样一部“主旋律”的诗集？我告诉他们：这里大多数诗都是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陆续创作完成的，并不是有了这个组稿才开始写的，比如其中的《兽牙项链》《长城上》《石牛》《骆驼队》《詹天佑铜像》等，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诗刊》上发表过的，它们仅是发表的时间，就距2019年已有30多年。伴着时光陆续生长出来的作品，与在短时间里集中突击出来的作品，在品质、品位上，往往前者更可靠。

主题写作从古至今都有。远的不说，鲁迅先生1927年10月21日在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发表的《革命文学》一文，实际上谈的也是今天所说的主题写作，其中有这样一段可以用来结束我这篇文章：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