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每一篇都当“成名作”“代表作”甚至最后一篇去写

林 森：山坡，你好，让我们从诗歌开始吧！我总感觉，你虽然一直以小说家尤其是短篇小说家为大家所称道，但我在阅读你的作品之时，总感觉到其中蕴含着浓郁的诗意。我知道，你早期有过狂热的诗歌岁月，这些年也陆陆续续发了一些诗歌，最近还发表了反映地方诗社兴衰的长篇小说《蛋镇诗社》，可以说，诗歌是铭刻在你的内心深处的，你可以先说说自己跟诗歌的渊源。

朱山坡：我怀疑所有的诗人最初都是突然地、毫无先兆地喜欢上写诗的。1986年上初中，有一天我从杂志上读到几首诗，回到教室便开始写诗了。后来，同学们沉迷于金庸、琼瑶，我喜欢读席慕蓉和朦胧诗。当时正好学校有一个老师写诗，镇上有一个叫谢夷珊的高中生也写诗。我从他们那里借阅到大量的《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绿风》等诗歌杂志，狂热地爱上了诗歌。那时候，听说镇上成立了一个诗社，还铅印了一份诗报，虽然我从没有参加过这个组织，也没见过诗报，但我对诗社无限向往，希望等我把诗写好了他们就能吸收我入社，我将成为诗社的得力干将。然而，诗社很快便“作鸟兽散”，原因不明。后来也从没有见过他们，只是从谢夷珊口中知道他们的点点滴滴。然而，正是这些碎片式的信息让我对他们充满了想象。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把他们“养”在脑海里。2000年左右，家乡北流一帮朋友创建了一个叫“漆”的诗社，我加入其中又重新疯狂地写诗，办诗歌活动，编印内部诗刊（又称民刊），玩得不亦乐乎。那时候互联网刚兴起，我热衷混迹各类诗歌论坛、小说论坛，参与争论、吵架，好生热闹，视野和思路一下子打开了。那段时间没有持续几年，却对我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我十分怀念那些日子，同时也经历了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诗歌是诗人的冲锋号，诗社是诗人的集结号。没“玩”过诗歌，永远不知道诗人的幼稚、可爱和疯狂。我向来敬畏诗歌，敬重诗人。长篇小说《蛋镇诗社》就是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现在我依然读诗、写诗，我希望自己能像诗人那样思考，像诗人那样生活。

林 森：确实，对于一个立志写作的人来讲，年轻时候的诗歌经历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你最早为文坛所熟知，却是通过小说，比如，二十年前在《花城》杂志的“花城出发”栏目推出的两篇小说，之后在《天涯》发表的《陪夜的女人》《跟范宏大告别》等，给人一种出手不凡眼前一亮的惊艳感。可以说，一个作家早期的登场方式，对其后来的写作，是会产生极大影响的。你可以说一说“出道”的经历。

朱山坡：诗歌虽好，却不是久留之地。因为我发现诗歌并不能满足我虚构故事和塑造人物的热情。一起“捣鼓”诗社的伙计们仍在热火朝天地写诗，而我悄然转赛道开始写小说了。但我对小说写作几乎一无所知，疯狂地补课，从网上下载打印传说中最好的短篇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慢慢开窍，知道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然后朝着心目中的经典去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高龄”，又在政府办公室忙于写公文，觉得留给我写小说的时间不多了，不能跟同行拼数量，所以每写一篇都把它当成“成名作”“代表作”甚至最后一篇去写，奔着“经典”去写，用尽心思，拼尽全力，一辈子写好这一篇就够了。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怀揣这样的想法。

林 森：我很好奇，到了2017年，你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了，为什么在2017年，你还选择回到校园，到北京师范大学再读一个作家班的硕士？而且，可以看到，读完这个作家班后，你的生活还有了诸多变化。重回校园，到底出于什么考虑？

朱山坡：我自认为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大学是一个学习氛围很浓的地方，我一直很向往。而且，我有知识恐慌症，总觉得自己读书少，需要补课，犹如空中加油。相对于其他来说，闲下来集中时间学习是最好的选择。2016年年底，突然接到邱华栋老师打来的电话，动员我报考鲁院北师大联办研究生班，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还担心考不上呢。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很自律地挤地铁去上课，在学校图书馆里转悠，看黑压压的乌鸦……我的考勤是不错的。没课的时候，待在鲁院睡觉、写作，走路去电影院、火锅店、大悦城、红领巾公园，都挺好。离开北京返回工作单位，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似乎又成长了，朋友们说我的书呆气又加重了。意犹未尽，很快我从作协调到了广西民族大学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图书馆大楼里。除非必须外出，否则我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即便是寒暑假期间。

林 森：在北师大期间，你写出了《蛋镇电影院》和《南国佳人》等作品，其中，《蛋镇电影院》的影响是挺大的，其中的多个短篇，在各期刊发表时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结集成书后，既是一个短篇小说集，也可以当作一个长篇来看待。这部作品延续了你之前《风暴预警期》的风格，地方性的独特幽默与情感的共通性相互融合，感人至深，被称为“坡式小说”。你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在风格、表现形式上有什么考虑？

朱山坡：写《蛋镇电影院》跟你脱离不了干系。你还记得在北师大最后一堂英语课吧，我讲了我小时候的理想，荒唐而有意味，你鼓动我写出来。我问你，我写出来你们《天涯》敢发吗？你认真地说：“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我便写了短篇小说《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写完这个后，“电影院”在我的脑海里一下子波涛汹涌，浪花激荡。那几天，我把题目列了出来，然后按部就班一篇一篇往下写，一共写了17篇。我骨子里是一个幽默和忧郁互相拉扯的人，在这部小说里体现得比较充分。这是一部围绕电影院来讲故事的主题小说集，有时候我把它当成长篇小说，但又有些胆怯，直到后来读到毕飞宇评论奈保尔《米格尔街》时的一段话，我才没那么纠结：“不好的作家可以将长篇写成短篇，好作家可以把短篇集子写成长篇。”以短篇的形式写长篇固然有它的局限和缺憾，但我认为自己短篇写起来更得心应手，更有力量，更体现自己的风格。我追求有力量有爆发力的小说，像在拳击台上比赛。

“新南方写作”并非狭隘地强调地域的意义，而是找到写作的态度和方式

林 森：你前面也谈到，北师大毕业后，你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很大转变，你先是进入广西民族大学，之后不久，你又从高校离开，前往广州当专业作家，这种身份的频频改变，对于写作者来讲，其实是很影响写作状态的。你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或者说，你是出于什么理由，在这个年纪，不断变换身份和工作地点？

朱山坡：我一直喜欢“漂泊感”。我在粤语文化区长大，广州是我从小就十分向往的城市、大地方，它像一个巨大的谜横亘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机缘巧合让我有机会到广州工作。我在广西生活五十年，觉得挺好的，离开广西我还是纠结了许久的。待在广州，并不全是为了文学。文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世界很宽阔，不一定要偏安一隅，与舒适相比我更想丰富自己的人生。无论在哪，都是换个地方生活而已。没有哪段经历是白费的。在广州当专业作家也将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一个全新的环境，五湖四海，人潮涌动，川流不息。我对写作环境并不十分挑剔，在广州也很宅，基本上都待在大学城，买了一辆小电驴，北亭村菜市场几乎是我每天要去的地方。住在工作室，连租房都省了，经常整天都在工作室。随遇而安，不必想太多，把自己照顾好，过好每一天，有余力而著文。

林 森：当然，从某种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你的迁徙，仍然是在所谓“新南方”的范围内。这就不能不说到，这几年和你的写作贴得比较紧的“新南方写作”这个说法。还记得我们在北京读硕士研究生时一起“回望”南方的那些散发性想法，我们都写了一系列“南方”特点更显著的小说……关于这个话题，你谈得也比较多了，这一次你可以切换一下角度，谈一谈当“新南方写作”和你产生联结之后，你感觉到你的写作或者说文学界对你的看法、期待，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朱山坡：我们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哪怕站在十里堡俯瞰南方，距离感和边远感都会油然而生。因此我和你、陈崇正等对“南方”有比较深入的交流。后来我们都参与了“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大家的观点和论述很有见地和启发性，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自我“定位”更自觉了，方位感更强了，身份的确认更坚定，我就是一个“南派”作家，不必自惭形秽，也不值得沾沾自喜，既不俯视，也不仰望。南方博大而浩瀚，细密而真实。但我们不能狭隘地强调地域的意义，而是找到写作的态度和方式。无论在哪里写作，都必须面对世界，不仅仅是在南方或中国写作，而是“在世界写作”。我在努力加强“南方”的特点，写出新意，提高辨识度。我注意到了你的海洋题材小说，就是一种“很南方”的新小说。我十分期待在南方写作的作家有更多更有标志性的文本，为“新南方”添砖加瓦。

林 森：是的，对于作家来讲，最重要的是出作品而不是被加冕。从作品的角度来讲，毫无疑问，你在短篇上的努力最为大家所称道。近年来，你的《深山来客》《萨赫勒荒原》《日出日落》《一个夜晚，有贼来访》等短篇，都在各个向度上，探索了当代短篇写作的可能性。但你也知道，在当下的小说领域，无论是阅读、评论还是市场，都更加青睐有命运感的长篇；从改编的角度来讲，也更加关注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的中篇——书写短篇，稍不留神，就会被错过、被无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更加吃亏的。而你如此专注于短篇小说，是出于什么考虑？

朱山坡：我对短篇小说特别上心。在刚开始学写小说之初，我受到了全世界的短篇小说杰作的影响和鼓舞。比如福克纳、马尔克斯、契诃夫这些大师的短篇令我着迷。那时候,莫言、苏童、余华、王朔各推荐了二十篇世界上最好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成了我反复阅读、解剖、玩味的对象，我觉得它们是皇冠，是钻石，是炸裂的闪电，是我“毕生有此一篇足矣”的追求。我也是这样做的，一直在努力写出那样“好到极致”的短篇，希望能一步步地接近，感受触摸到顶尖的感觉。写着写着，不知不觉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于几乎荒废了中、长篇。尽管对中长篇很羡慕，大部头摆在那里，市场收益、影响力俱佳，谁不羡慕呀，短篇就像是散兵游勇，不排山倒海，不摧枯拉朽，很难写出“史”的浩瀚。连影视公司都不太在意短篇小说。但我是执着于把短篇“玩”到极致，正如一个剑客，埋头专注于磨一把短刀，年过半百还没磨成，心仍不甘，仍有耐心，只能继续磨下去。

林 森：《风暴预警期》《蛋镇电影院》和刚刚面世的《蛋镇诗社》，可以说，你通过这三部既有短篇精巧又有长篇厚重的独特作品，构建了自己的“蛋镇”世界，亮出了自己的“蛋镇”坐标，完成了“蛋镇三部曲”的书写。之前的《蛋镇电影院》还被很多同行羡慕。可以说，你的“蛋镇三部曲”，不仅仅在文学地理上有延续性，其风格也有延续性，那就是“以短篇的形式写长篇”，这样的结构，当然可以很好发挥你短篇写作的才能，但也会有人提出疑问，这样的写作，会不会是在结构上回避长篇小说写作的难度？你自己对当前中国的短篇、长篇的看法又如何？

朱山坡：我相信小说有一万种写法。结构很重要，但结构也有很多种。我并非不屑线性叙事，只是有时候对严格遵守“公序良俗”小说规范的写作感到厌倦。我试图用一种蓬松、杂芜、不规整的方式讲述一段过往，像经营一块菜园，菜苗固然重要，但对杂草也很珍惜，让它们各自生长，彼此映衬，一枝一叶皆是春色。《蛋镇电影院》《蛋镇诗社》都是以短篇的形式写长篇，实际上是主题短篇集，这种写法并不新鲜，国外有很多。这样的写作难度也很大，像做一个拼盘，设计一座花圃，对每一个细节的极致追求已经竭尽所能、倾尽所有，有时候无暇顾及其他。当前烂短篇很多，烂长篇也不少。我阅读长篇的时候也像阅读短篇那样细读，如果读完一部被捧得老高的长篇却大失所望的话，我会生气。但读了一个烂短篇不会生气，因为没有浪费我多少时间。世界上只有好作品和烂作品之分，跟长短没有多大的关系。

“面向世界写作”是一种姿态和自觉

林 森：你刚刚发表的长篇小说《蛋镇诗社》，跟你文学里的故乡蛋镇有关，更跟诗歌有关。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诗歌曾经在中国引发过诸多狂热，从年龄上来讲，你没有赶上诗歌狂热期的最高潮，但也赶上了一个尾巴。你的《蛋镇诗社》写了一个小地方一群尴尬的无名诗人，又在某种程度上，写下了那个时期一代中国人的隐秘心灵史。这段心灵史，很多作家是不愿去提的，总觉得回头去看，少年时的诗歌岁月太傻、太笨、太稚嫩、太癫狂……总之，就是说起来，总是避免不了尴尬，可你把那一段傻里傻气又无比珍贵的内心历程书写了出来，这在中国的长篇小说里，是少见的。我们都知道，近年来有些小说缺少轻盈、诗意和想象，而你这部长篇的独特性也就在这里，你从现实的污泥中拔腿，告诉读者，我们还可以诗意地飞翔——即使飞翔的姿势有点傻。可以说，这部长篇，在中国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中，是一个特例，你怎么定位自己这个长篇？

朱山坡：在我的少年时代，我觉得诗人是至高无上的称号。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我一定会无比自豪地走过家乡的每一寸地方，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正在家乡小镇上读初中，接触到了诗歌，但并不知道诗歌在中国引发过诸多狂热。镇上还有人因为在公开刊物发表了几首诗竟被著名大学免试录取，我也曾幻想“步其后尘”，未果。多年后，我参加了诗社，参与了跟随互联网时代到来的诗歌浪潮，见识了以诗歌名义奔走呼喊的各式人等，他们身上有天真可爱、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一面，也有幼稚、癫狂和低俗的一面。相比之下，八十年代那批诗人可能更纯粹更奔放更无畏，也更执着更荒唐更悲壮，内心更波澜壮阔，他们真有改变世界的冲动和莽撞。我想把他们的心灵深处的隐秘挖出来，通过他们再现那个野性勃勃、朝气冲天、敢想敢做的特定时代，为他们立传、为“荒唐”正名。但我并不想把它写成文人小说，而且刻意避免。我不喜欢文人小说，更不愿意调侃、嘲讽、轻慢文人。《蛋镇诗社》里的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诗社解散后大部分成员各奔东西，远离诗歌，销声匿迹，成为芸芸众生的一员。我就想告诉大家，那个时代，是一个诗意蓬勃的时代，是一个满大街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时代，哪怕轻如蝼蚁的普通人对未来也充满希望和信心。“怀念八十年代”这个话题很小资很矫情，我无意为它增补什么，我只是单纯想为当代文学增加一部关于诗意和理想的小说。从写法上看我觉得有新意，独具一格，我希望它不是一部烂长篇，读者读完后不生气。

林 森：在写作上，回到故乡与远望世界，其实是同步存在的，在不断挖掘地方经验的同时，也需要具备一个望向世界的视野，观察你近年的写作，其实也是在这两个向度上不断交融、延伸。你认为应该怎么秉承文学的审美？

朱山坡：“面向世界写作”是一种姿态和自觉。大家都在眺望世界，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为什么那么热爱翻译作品、那么关注世界文坛。虽然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也不必过于焦虑，但确实也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写作，是否受到了浮躁、喧嚣的影响。跟风式、揣摩式、趋利式写作是多年的风气，无可厚非，我没有那么清高，但我总想写一些“孤芳自赏”式的小说，心目中理想的小说。吾道不孤，面对世界经典，不忘初心，以它们为标杆，像朝圣一样匍匐前行。自然，越往前越艰难，越孤独，要不断自加“难度”。走平坦的路、走下坡路是容易的，遇到难关、险关绕道走就是了，这样的写作有意义吗？值得我们去努力一辈子吗？

林 森：最后一个问题，我发现你经常回到你的老家北流，经常跟老伙计一起玩，很松弛的状态，这是因为专业作家相对松弛的时间管理所带来的“福利”吗？反正，对于我来讲，被困于编辑工作与日常生活，常常有没法抽身的疲惫感，你怎么看待目前自己的生活状态？换句话说，你建不建议我也找个地方去当一当专业作家？

朱山坡：我现在是专业作家，相对自由多了，因此经常回老家跟那帮喜欢文学、曾经一起捣鼓诗社的老伙计一起，喝喝茶，蹲路边摊吃碗猪杂粉，去大排档喝点小酒，聊聊世事家常，也聊点文学，互相打打气，互相提醒“保命第一，写作第二”。有时候到乡下去闲逛，看看残存的儿时痕迹。如果有空，我便想回家看看，可能是到了思乡怀旧的年纪。有时候觉得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改变不了什么，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理解你现在的状态，中年人的疲惫，左肩右肩都压着担子，扛着很累，撒手又可惜，甚至无从撒手。但当专业作家也并非完美的选择，专业写作相当于“退休”状态，与文学现场慢慢会疏离，甚至接触的人都会越来越少，时间管理全靠自觉，慢慢就会过于松弛，对个人的自控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人到中年，任何选择都有得有失。有时候，我竟然认为写作跟时间关系不太大，关键还是靠才华。给再多的时间和自由未必能写出好作品。产量高也是才华的一部分，我们经常以某某某先生为例，就此早已经达成共识。因此，虽然你才华横溢，但我并不建议你在是否“专业”上过于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