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并没有穷尽赵雨的全部小说作品，但就我所接触到的部分作品的阅读印象来说，约略可以将他的创作分成“内倾性”与“外向性”两种不同书写类型。所谓“内倾性”，就是作家的关注视点更多地落在了人物内在的主体精神世界的聚焦与透视上，而“外向性”，则是指作家的关注视点更多地聚焦到了自我之外更广大的人群身上。

外向性的代表作品之一，就是以一个具体的地名来作为小说标题的《桥头严》。这部中篇小说，尽管如同赵雨的一些其他作品一样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这个少年的“我”所承担的，却只是一个观察者的功能。真正可以被看作是群体性主人公的，是生活于桥头严的那些芸芸众生。桥头严，是江南水乡中一个典型的小村庄。“我十五岁前大半时光在此度过，对住户们熟稔于心，其中有亲人、族人、邻里、外乡人。”“如今桥头严不在了，想起故人旧事，仅记之。”因为作品所集中讲述的，是“我”少年记忆中桥头严的那些故人旧事，所以《桥头严》也可以被纳入所谓少年叙事的范畴之中。虽然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作家却大胆征用了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这样一种看上去多少类似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具体来说，第一章所集中讲述的，是眯眯阿太与小太公、小太婆他们夫妇之间的故事；第二章聚焦的，是“我”的亲人们，从阿太，到大舅、小舅以及林家表舅们的故事；第三章聚焦的，是生与死以及大舅和小月仙他们的“关杜仙”也即能够“神游阴阳两界”的故事；第四章关注的，是与水有着密切关联的吕上游养鱼和小外公养鸭的故事；第五章聚焦的，是桥头严因洪水而消亡以及即将外出求学的“我”辞别众乡亲的故事。一部篇幅有限的小说中，不仅出现了众多的人物，而且其中的若干人物还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那位率先登场的瞎子眯眯阿太。他之所以被称为眯眯阿太，或许就因为他的双眼总是会眯成一条线。由于有远在台湾的哥哥经济上的鼎力支持，眯眯阿太终于和一个丑妇人结为夫妻。丑妇人在婚后不动声色地偷窃家里的东西固然令人憎恶，但她留下的那封信里“混蛋瞎子一不顺心就打老娘，打得那么狠，老娘受他恶气……”的相关话语所透露出的，却也很可能是眯眯阿太由于长期独居所导致的某种心理严重扭曲的结果。仅此一笔，我们就不难感觉到赵雨对人性的开掘勘探之深。

但相比较而言，更能体现赵雨艺术表现能力的，恐怕却是那些具有突出内倾性特点的小说。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分别是《岭上》与《流萤蜗牛》。《岭上》之所以被命名为“岭上”，乃因为主要的故事情节，也即“我”与小若他们俩的意外邂逅发生在建有两座禅寺的蒲脊岭上。“我”之所以会在大年三十一个人出现在蒲脊岭上，不仅因为抚养了自己十八年的奶奶去世，而且更因为自己身世的暧昧不明：“明知她正是我最该感激的那个人，在父母将我遗弃时接纳我，真实的感受则是无法接受这么一位和我共度了十来年家人时光的老人和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与“我”的身世不明形成某种呼应的，是小若的身世悲凉。老伴病逝后，爷爷来灵峰寺出家，成为云逝法师。不料又过了若干年，小若的父母突然因车祸而双双身亡。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爷爷也即云逝法师只好把小若接到身边。一僧一俗的爷孙俩，就这么生活在灵峰寺旁边。但就在“我”留宿在山顶也即岭上的这一晚，云逝法师却因病而圆寂。小说结尾处，“我”和小若两位年轻的身世畸零者，相互交换信物，相约下一次在那株于石缝里长出来的槲寄生树下见面。《流萤蜗牛》的命名，主要因为萤火虫和蜗牛这两种事物，凝结着三位年轻人的孤寂人生。一位是居住于对门的和“我”一样毕业于市场营销专业的男青年。经历了一段在街头散发传单以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后，他终于被一家贸易公司聘用。由于不能把蜗牛带到员工宿舍去养，便把蜗牛的饲养任务临时托付给了居住在对面的“我”。不知道是由于考试的压力，抑或是母亲管教甚严的缘故，依照她后爸的说法，曾经和“我”一起去捕捉萤火虫的高三女生李佳仪“就是个谎话精，满嘴跑火车，没一句话可信”。而身兼叙述者功能的“我”，虽然已经大学毕业，但由于一味地逃避父亲离异后半路组建的家庭的缘故，宁可一个人在外百无聊赖地租房独居，也不愿意回去和父亲他们生活在一起。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的是，由于物物相克的原理，“我”和李佳仪费尽心机捕捉回来的萤火虫，竟然在一夜之间，就把对面青年寄养在“我”这里的那只蜗牛给不动声色地灭掉了。虽然明确的寓意还一时难以捉摸，但这一情节设定中某种象征意味的存在，却是不容否定的一种文本事实。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那么，赵雨以《桥头严》为代表的外向性书写所传承的，极有可能是汪曾祺那样一种更多注重于地方风物焦的小说传统，而与《岭上》《流萤蜗牛》这样一些内倾性作品紧密相关的，则很显然是郁达夫那样一种更多表现畸零者的小说传统。依照我个人一种真切的阅读感受，对前者虽然不能进行简单粗暴的否定，但从赵雨的个人艺术气质，再加上目前的创作状况来判断，他似乎还是应该在内倾性书写上做更多的努力。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