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艳（藏族）
2024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民族文学研究与评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重大时代命题和重要时间节点，聚焦各民族文学交融互鉴的互动过程，在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作家作品研究等议题上均有延展和丰富，体现出新时代多民族文学交融共进的新格局。
习近平文化思想
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4年最值得关注的民族文学热点之一，当属“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于2024年11月在广西南宁举行，25部作品、5位译者获得嘉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同期举行，对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民族文学、怎样建设民族文学、如何以民族文学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民族文学工作既是文艺工作，也是民族工作。潘岳在《多元一体与民族文学》一文中认为，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增进历史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起着独特的“文以载道”的作用。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华文学既有天然的多元特色，又有明确的一体意识。张宏森在《铸就民族文学创作新辉煌》一文中指出，民族文学创作是传承中华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学表达，民族文学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骏马奖”是民族文学研究的风向标，中国作协创研部在《文艺报》发表《以青年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对近期民族文学青年创作的观察思考》一文，对新时代以来民族文学青年创作的态势、问题与工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文艺报》推出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及译者系列述评文章，李静《中国故事中的“三重辩证关系”》、徐刚《现实世界的精神探索，或平凡人物的动人故事》、纪红建《共绘绚烂民族画卷》、霍俊明《宏阔之境与发现之光》、饶翔《由个人通往“无数的人们”》和满全、阿布力孜、李惠淑、龙仁青《不同的声调，动听的歌》分别对不同体裁的获奖作品进行述评。此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和《中国民族报》等均推出对“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的实时评论，共绘民族文学盛景，共享民族文学荣光。
民族文学具有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如何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之基，是学界要共同面对的时代问卷。刘大先的著作《万象共天：多样性文学与共同体意识》立足中国文化多样的复合传统和当代实践的基础，对民族文学学术史进行梳理，总结其研究范式的更迭，结合多民族个案，集中揭示多样性的民族文学表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王超《比较文学与黎族文学》一书阐释了黎族文学中的神话意象、人物意象和生态意象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黄晓娟《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研究》一文认为，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以马克思主义为观念本源，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叙事基础，具有民族性和革命性的显著特征，发挥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
民族文学的丰富性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民族文学书写既呈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也印证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龙珊、杨芳园《现代白族作家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杨建军、崔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新时期以来多民族文学的黄河书写》，胡游《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表达、呈现方式和叙事解读》等文章，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进程。文学对文化记忆的建构有重要作用，聂章军《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建构》、吴哲《族群记忆、文化融合、共同体意识——论改革开放以来羌族小说的叙事主题及文化意蕴》聚焦少数民族作家如何将“地方故事”融入“中国故事”，从族群记忆、文化融合与民族认同的叙事中体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体认。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重温“讲话”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厘清“人民文艺”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袁先欣《20世纪人民文艺变迁中的“民间”变奏——兼论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及与民间文学关系的变化》聚焦人民文艺与“民间”主题的关系，在人民文艺的变迁史中考察“民间”主题的位置及其转变，勾勒出人民文艺乃至人民政治在不同阶段中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曾荣《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与延安时期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通过对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与延安时期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成、丰富、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彰显出现代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演进的内在逻辑。苏明奎《“边地”经验：〈贵州文艺〉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少数民族文艺》从个案出发，展现出人民文艺观念的具体实践和丰富面向。
值得一提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实践延展至学术会议、学术活动等各层面，科研机构、媒体、学者的跨界交流与深度互动不断凝聚文学力量。2024年5月，“新的文化使命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举行，多位学者从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出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10月，“新时代民族文学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24年学术年会”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与会者围绕民族文学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民族文学跨学科研究、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口头诗学研究、少数民族作家研究等议题展开研讨。此外，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内蒙古大学主办的“民族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由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山东省民族宗教委指导，山东大学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均以文学的方式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讨。
本土化、多样化的叙事话语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民族文学叙事话语的研究与建构，是学科独立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徐俊六《中国式现代化的少数民族文学表达及其叙事话语建构》提出，民族文学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讨论和国家话语建构中，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艺术审美，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各民族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表达中国式现代化。龚举善《中国民族比较诗学研究》一书以“民族比较诗学”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当代”为立论的空间和时间界域，从多个维度检视了多民族比较诗学的概貌、特征、发展与演进的规律。张进《事件诗学的多模态共轭与民族文学的定位》指出，21世纪以来，事件诗学的兴起为文本与非文本开拓了共同运作的事件场域，将文本诗学与非文本诗学之间的关系从“范式论”转换到“模态论”的观念视野中，从而为民族文学定位及其多模态共轭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照。
多位学者立足中国实践，不断深化细化中国口头诗学话语体系。朝戈金《论口头文学的生产者》提出，口头文学的创编活动是集体参与的，所以口头文学的演述人被认为是“集体性”的，口头文学的储存、流布和承传，由此具有非中心化、开放性、独立性、安全性和匿名性等特征，与区块链的底层逻辑高度相似。冯文开《口头诗学的本土化：中国民间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朱刚《创立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学派的新范式：以交流诗学为例》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回溯口头诗学本土化以及中国史诗学派建构的过程。
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开拓性建构和多样化表达，凸显出不同民族彼此间的文化认同。祁发慧《诠释高原语义——当代藏族汉语诗歌论》一书，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族诗人的汉语写作视作当下藏族人表达丰富情感和价值认同的一种方法。当代藏族汉语诗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文学实践，藏族作家的本土书写和汉族作家的藏地想象建立了一种互文性对话。赵丽《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族题材汉语小说研究》一书，在藏汉作家对比中对藏族作家和汉族作家的跨文化写作进行论述。也有学者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放置在文化砥砺、交融、互渗的背景中，阐释其文化意蕴，如杨艳伶《雪域高地汉语长篇小说研究》和拉木·嘎土萨、拉玛伊佐《藏羌彝走廊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群研究》等著作，吴道毅、吴行健《论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等。
近年来，民族文学创作大多取材于本土历史与现实，民族文学批评也出现了本土化转向。李翠芳《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及路径问题》认为，民族文学批评的本土化诉求事实上反映着研究范式的创新需求，也体现着民族文学批评对自我生长路径的探索。李长中、张栋《民间资源、过渡性文本与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逻辑》指出，当下批评现场中存在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割裂现象，呼吁民族文学研究要还原民间文学资源，注重民间口头文论遗产的当代打捞，以构成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逻辑。对脱贫攻坚题材的书写，展现了民族地区的文化特色和社会变迁，杨一《论当代少数民族脱贫攻坚题材文学的叙事新变》对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题材文学作品在叙事主体、视角及风格等方面在新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叙事新变进行探讨，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以及乡村变革的新视角。由白庚胜、叶梅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纵览丛书》目前已出版第1批19种，旨在通过对各民族文学进行系统勾勒、梳理和阐述，对重要作品精准点评，展现我国各民族在文学上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成就。
作家作品的多维度阐释
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绕过的重要作家，对他所身处的时代及社会关系的研究，扩展了沈从文研究的视野。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一书在时间长河中打捞特定的“沈从文时刻”，为读者解读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的历程。陈雪、刘泰然《战时语境中的风景美学——论沈从文〈虹桥〉中的风景话语与艺教观念》、黑白《祛魅与聚魂：沈从文的去中心化监狱叙事》、陈久兰《苗族传奇故事群与沈从文民族观念的产生》等文章，均从不同角度对相关话题进行了探讨。老舍研究是每年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究中的一大热点。2024年，学界在对老舍“人民文艺”构想的研究、对《茶馆》《骆驼祥子》等重要作品的具体阐释等方面都有新的拓展。
“行走与写作”一直是阿来的写作主题，《西高地行记》便是他的行走之书。郭冰茹《阿来散文的“在地性”书写——以〈西高地行记〉为个案》认为，阿来的在地性书写道出了藏地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本质上是对藏地文化个性和历史进程的确认。葛毓宸《“西藏”的回响与新声——博物学视野下的〈西高地行记〉》认为，该作的博物学维度不仅意味着阿来将观察植物的兴趣转化为自身创作新的生长点，也意味着作者以更具东方内涵的“博物体”展开与“大地”的对话。叶梅的文学创作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杨彬、艾乐《论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向》指出，新时代以来，叶梅的创作在文体和内容上发生了鲜明转向，这种转型展示了一个中国土家族女作家的创作新历程，也展示了她将创作生命融入祖国、融入时代的不懈努力。李掖平《溯源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叶梅散文创作论》认为，叶梅的作品覆盖社会历史多个领域，以温情诗意的笔触展现中华民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讲述多彩民俗与动人故事，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力量。
历史题材是民族文学的重要创作方向。满全《敖德斯尔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新论——纪念蒙古族著名作家敖德斯尔先生100周年诞辰》一文，围绕敖德斯尔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讨论其故事模式、叙述框架和思想脉络。加央西热《西藏最后的驮队》是一部文学民族志，李蕾、吴雪丽在《“凝视”之眼与“风景”再造——解读〈西藏最后的驮队〉》一文中认为，所有的“凝视”与“讲述”都是一种修辞，都是重构的文本与再造的风景。李哲《〈金色兴安岭〉：作为部队文艺的边疆文学》认为，朋斯克的《金色兴安岭》以朴拙的文字把现实经验涵纳在小说叙述中，为把握边疆文艺和部队文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照视野。
幻境书写、奇幻叙事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突出特征。崔荣《海勒根那小说幻境书写论析》认为，幻境书写主要表现为奇境与梦境营造两种类型，显示出少数民族作家跨族际书写中国故事的转化力和创造力。王春林《〈野色〉：草原上的另类“哈姆雷特”》对索南才让新作《野色》的双线并置艺术结构作了分析与阐释。金露《论万玛才旦小说中的奇幻叙事》认为，万玛才旦以独有的方式将生死轮回等奇幻元素融入对藏地日常生活的书写中。于敏《万玛才旦文学创作对民间文学的编译、化用与拓展》认为，民间文学给予万玛才旦文学的滋养，他化用民间元素创作小说，既提升了小说形质，又促进了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在当代民族文学作品中，作为文化记忆的民族传说或史诗常被作者征用于书写现实主题或再现个人经验。欧阳婉竹、江泳霓《〈祭语风中〉民族传说重构研究——兼论民族文化叙事之用》通过审视作者对藏族传说《米拉日巴传》中象征符号及其意义模式的重新阐释，发掘《祭语风中》化用文化叙事的功能和意义。金航《“走出边缘”的路径：以仡佬族作家王华、肖勤为中心的考察》认为，王华、肖勤是贵州民族文学“走出边缘”的重要创作力量，并对她们的创作轨迹和文学活动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考察。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地历史相通，与民众记忆相连，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非遗的书写不仅是记忆的再现，也是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文艺报》策划的“文学作品中的‘非遗’”专栏，刊发朱永富《傩文化与乡村社会的精神世界——论肖江虹〈傩面〉的“非遗”书写》、拉玛伊佐《火塘中闪耀着时间的光芒——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与非遗文化》、朱自强《非遗书写如何实现生活化和文学化的融合——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非遗写作带来的启示》、柯莎和程志《非遗传承与历史记忆的生动叙事——论朝颜散文集〈古陂的舞者〉中的非遗书写》、卢精用《以赤子之心昂扬民族文化精气神——浅析〈被风吹过的村庄〉的“非遗之风”》、李宗文《植根家园文化的浪漫诗意书写——冯艺散文中的“非遗”与诗性边域文化特质》、彭超《史诗记忆 英雄崇拜 精神原乡——“60后”彝族诗人诗作中的“非遗”呈现》、聂章军《在“回身”中审视生命和世界——马笑泉〈回身集〉中的“非遗”书写》等系列文章，以文学叙事传承民族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回首2024年民族文学研究，如何推进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如何将民族文学融入中国文学的叙事体系，如何构建民族文学话语体系，是研究者要面对的时代命题。在技术狂飙与学科转型的加速时代，以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展望未来，面对新崛起的文艺现象和新诞生的文学作品，民族文学研究应当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变化，与时代共振，应时代之变，以宏阔的视野关怀现实、守正创新，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