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
2016年，在福州召开了“刘登翰教授学术志业六十年”研讨会，我写了一篇小文《个人的研究释放了学科的能量》。文章远不能表达我从刘登翰老师学术生涯中的受益和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在华文文学学科产生的影响，但我却有些偏爱这一小文的题目。以精准的学术建构力激发了华文文学所包含的能量，是刘登翰等华文文学研究先行者为华文文学学科奠基的重要内容。华文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魅力在于其中西汇通的天地，刘登翰老师引领人进入这一天地，分享遍布全球的中华民族文学。“一个人的学术旅行”成就了一门新的学科，是刘登翰老师得到的回报，也是华文文学学科的活力所在。这“一个人”是刘登翰老师，也是其他以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坚持努力于华文文学领域的前行者们。在华文文学历经40年学术跋涉后，我更加有感于此。当我读完金进40万言的《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一书，联系他这20余年耕耘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众多成果，更加深化了这份感受。
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展开得较晚，开始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记得1994年一批东南亚华文作家到华侨大学访问，其中有新加坡华文作家曾坦率问我：“你们是否认为我们还生活在树丛里？”可见当时他们所能见到的大陆媒体对东南亚华人历史和现状的介绍之少。今天他们如能读到金进《马华文学》《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疆界》等书和这本《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百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海外与其他民族相处中让中华文化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如今又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云开月明，其历史的曲折和收获的丰硕所提供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经验反哺了“母国”文化的开放。这过程中包含诸如“华文文学的海外在地经典化”“中华文化的灵根共植和国际传播”“离散和命运共同体”等命题的持久寻求和曲折实践，显然都是海外华人和中国民众乐于分享的。金进的论著，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信息。
金进研究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他立足于东南亚华人移民史，充分关注了南洋各国地缘、风土、语种、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复杂性。东南亚地缘环境多样，其半岛、岛屿、群岛等数量巨多；复杂历史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各有不同；6亿5千万人口由90多个民族组成，其中3400万华人（华裔）有着不同的华语群落，其风土历史（祖籍地、居住国）有所相异。华人作为群体，其遭遇交织着殖民地、民族独立国家的政治权谋和宗教等复杂因素，而华人群体中有着汉语原住民和南来北归者、劳工和商人等的差异，由此影响了东南亚华文/华裔文学的历史形态，产生了“在地”“回流”“同化”“再离散”等多种情况。
金进曾长期“在地”考察，他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国台湾东华大学，又担任《南洋学报》副主编十年，其间交游广阔，广结新马泰印尼诸国文友，掌握了详实的资料。他又有着多重辩证的历史视野，恰当深入地处理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差异性，这奠定了全书的重要基础。全书先以开放的视角处理了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缅甸、文莱等国华文文学的曲折历史，随后展开对“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的深入考察。
百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中，金进最为关注的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冷战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争取民族国家独立时期的华人文学。这里不妨先从一个例子看金进如何处理这段文学史。韩素音在以往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被视为“欧华作家”。但金进将其列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下文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五位”（另四位为许杰、林参天、郁达夫、胡愈之）中唯一创作了“堪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经典之作”的作家。从这一见解看得出金进开放的文学史视野。金进细密分析了韩素音当年创作于东南亚的长篇小说《餐风饮露》（1956年英文版，1957年新加坡中文译本）。作为20世纪50年代在地南洋文本，《餐风饮露》杂糅战后左翼文化、后殖民思想等，生动而深刻地映现出马来亚历史风云。早于《餐风饮露》的长篇小说《瑰宝》（1951年创作于香港），虽然由于中文译本2007年才问世而“迟到”，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认为，作为一部“跨文化写作”的小说，“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内，也可以更为充分地展示出它的价值和地位”，当之无愧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金进对韩素音的研究，启发读者从地缘、风土、政治、语种等多重视域去解读韩素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由此，他也水到渠成地建构起全书考察“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建构”的结构：十章，每章三节，每节选取一位作家的一部作品，展开论析。三十位作家、三十部作品全方位描绘百年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历史版图，本身就是东南亚百年华文文学“在地经典化”的集中展开。从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建构之间丰富多样的“拟态”来揭示东南亚华人移民离散的生命历程包含的“中华文化的灵根共植和国际传播”“离散中命运共同体的寻求和形成”“文明相遇与互鉴”等价值，拓展了从世界看中华文化的活力所在，加深了我们对民族文化内部跨文化因素和民族文化在跨文化环境中得以提升的认识。这些正是我们会从《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一书结构中受益的。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考察文学历史的路径是非常有其可取之处的，而此书的功力在于如何选择“三十个人、三十部作品”。有以往较长时间深耕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积累，金进对历史节点（从作家到作品）的舍取是有全局在胸的，各章中心的确立及其相互贯穿，首先开辟出“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建构”的百年“在地化”路径。而“作家”和“文本”的选择让这路径开放，不仅让历史路径开放，也向未来的可能性开放，包容“中国性因素”“在地性语境”“本土化追求”“现代性转换”等等。与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不同，《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文本的选择未必是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却是精当的，服从于“离散境遇中对中华古典文学传统的执守”“世界性背景下，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传承和发展”“从华文教育到华语传媒，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跨界交流激发的创作活力”等中心话题，这些话题都揭示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价值。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价值在于开拓中华文明的多元空间。对于诸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点、现当代汉语文学经典化的价值尺度、跨媒介背景下的汉语文学表达等重要问题，如果接纳进多语种、多族群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其探讨都会深入得多，有时甚至让人耳目一新。《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的文学史体例能给人这样的启迪，对于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是有其推进性的。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一书从观念、史料，到方法、论述等都是有值得称道之处的，这是金进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结项成果。这些年来，同金进一样，在华文文学领域耕耘有成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在研究生阶段就开始了华文文学研究，金进所指导的博士生也经常电邮向我请教，我也非常乐于跟这些年轻学人交流。这正是“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与个人能量的学术释放”的完美结合。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