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2002年入职出版社的编辑，入行也算久了。编辑的本职工作是帮人出书，属于替人作嫁衣的。图书市场这个大舞台，最璀璨的光芒肯定是聚焦在作者身上的；而编辑只能躲在幕后，不能喧宾夺主。读者看了一本书，可能会产生冲动见见作者，但不会癫狂地要去见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套用钱锺书的话说，觉得这个鸡蛋好吃，想见那只下蛋的母鸡还是可理解的，要去见那个垒鸡窝的人就有点不可救药了。
可出身于中文系，我身上总有一股创造的冲动，四年学术科班训练的折磨，常年柴米油盐的繁琐，都磨不去这股劲。看创作的舞台上，人头攒动，便也想着从幕后冲出来，唱两句，舞两段。这便是一个编辑的写作梦。有时，我还常有这么个歪理——一个不想当作家的编辑不是个好编辑。
我最早进的是教育出版社，干的是小学语文学科图书的编辑，整整十年，日复一日跟拼音字母和那一千个常用字较劲。这活，但凡高中毕业，认真负责点，都能干得好。我痛感年华虚度，但又无力挣扎。就这样，偶然间混到了天涯社区。
天涯那时确实藏龙卧虎，煮酒版块是专攻大众历史写作的，一群历史票友在里头纵横古今。那时赫连勃勃大王是台柱子，后来当年明月风头更劲，都是在那里连载自己的文章。我选择了南北朝，以北魏、北齐、梁（陈）的人物和故事作为切口，写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自作聪明地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二个三国鼎立时期，取了个名字叫《后三国风云》。以我当时的市场感觉看，以为日后能大卖，因为从古至今没人写过这样的选题。但后来事实上打了脸，大部分读者对南北朝历史都模糊不清，你又闭门造车自创了一个“后三国”概念，那更是云里雾里。认定方向后，我便大量购买相关书籍，囤积了《资治通鉴》《北史》《南史》等一堆史料著作，加起来有百十来本了。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写2000字，天涯上的网友每天会催促你更新，这也是写作的动力。白天，昏头昏脑地在单位里跟“a、o、e”死磕；晚上回到书房，便进入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这种冲突的撕裂感还是很强烈的。
每天都是晚上8点开始写作，常规是到12点，晚点也会磨到凌晨1点。每天笔耕2000字，除特殊情况外，几乎雷打不动。每次写完，便到阳台上小坐。我家在17楼，四周并无高楼，能俯瞰到整个滨江。那时万家灯火已灭，夜静寂、深沉得和我笔下的那段历史一样，根本看不到光亮。
日复一日，共写了60万字。写到十来万字的时候，磨铁的一个编辑便来签约了。那时的条件尚可，像我这种素人作者，都能给到首印15000册，8个点的版税。辛苦劳作了一年半，上下两册都出了，拿到了七八万块钱，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不过，这一年半下来，把我写伤了。最后定稿那天，我关上书房的门，大声呼喊着，把校订完的书稿向上空扬去，纸片如雪般纷纷飘落，算是跟那段沉重的时光作了郑重的告别。我感觉靠写书挣钱，养家糊口，这事太不靠谱——不是人人都有当年明月那种讲故事的天赋。我老老实实又回到编辑本行，继续充当小学生的良师益友，小心翼翼地处理他们的来信——敬爱的赵波爷爷，您责编的这本书有个地方错了，把里头的小猴画成了小狗。
到了2011年，《南方都市报》的吕卓编辑又来约稿。说是要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一个专栏，叫“公司社会”栏目，以历史为依托来讲管理，把公司组织中的一些概念，比如“职业经理人”“CEO”等融入到历史事件中去，从而给现代公司人、公司高管以启示。《南方都市报》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都市报，影响力很大，给出的稿酬也很有诱惑，特稿千字400元。当时省里的报纸也就到千字80元。我这人格局一向不大，这种名利双收的事当然不能错过。最为关键的是，不像在天涯上写连载，天天被捆得跟阳澄湖的大闸蟹一样，毫无自由，这可以随时脱身，重返江湖。
我又重操旧业，写了《项羽之败：一己之力独扛天下，创业团队分崩离析》这样的一堆文章。后来跟其他作者的文章一起，结集成册，也是在磨铁出的，而且取了个很“磨铁”的名字——《公司就是朝廷》。这回比较幸运，既拿了报社的稿费，还能从出版商那里再拿点版税，算是一鱼两吃。
跟南都的专栏分别后，我就愈加懒得动笔了。白日里诸事繁杂，到家已是筋疲力尽。精力好时，还能翻下书；状态不好时，夜里的时间就被今日头条和短视频完全占据。写作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这时的我，年近不惑，髀肉复生，已安心当一个编辑，离创作的梦想越来越远了。过了几年，我到了集团的行政部门工作，跟出版一线也隔膜了起来。
2022年，“浙江宣传”公众号横空出世。头条是那种时政类的大文章，二条类似于副刊风格，主要写点人文历史和地方风物。我已弃笔多年，这时又手痒了起来，开始为其供稿。我擅长的还是文史人物，写一个人物或者某个事件，然后带出点对当下的启示。断断续续、零零散散，一两年下来大约写了40篇。一次全省文宣系统的大会，一位领导夸我的文章写得好，这让我在行业里赢了点浮名。
回首我这十来年的创作史，是屡败屡战，一直行走在素人作者的边沿，离真正的作家梦很是遥远。我有个大学同学叫善水，也用业余时间搞网文创作，就熬成网文大神了，还拿了“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每个人禀赋不同，赛道不一，所以结果也不同。
我一直认为，如果从文字的天赋语感来讲，一等人搞创作，二等人搞研究，三等人搞出版。比如曹雪芹、鲁迅、张爱玲，他们的文字天赋是老天爷赏饭吃，真的是妙笔生花。而做研究的人，写起学术文章来字斟句酌、法度森严，但要写起轻巧灵动的文学作品来，就会变得四肢僵硬、动作变形。我上大学时，有个文艺理论专业的教授，学问做得极好，我一向敬重。有一日，他兴奋地捧着一堆散文请我欣赏。我快速读完后，连忙恭维一番：老师，您儿子才读高中，但散文水平已露峥嵘，以后必成大家。从此，这老师就再也没理过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佳作不是他儿子的，是他自己呕心沥血的创作。所以文字语感的天堑就横在那里，靠后天的努力是难以跨越的，即便你能写好玄之又玄的文艺理论，却写不好家长里短的小散文。
比起学者来，出版人的文字能力更弱。在文字的天地里，出版人是眼高手低的，改起别人的文字可以大刀阔斧、纵横捭阖，一旦自己写起文字来，那很多是佶屈聱牙、不忍卒读的。出版人对文字最大的贡献是让作品变得“规范”，几十年修炼的是啄木鸟一样捉虫的功夫，躲在幕后还行，真到台上摆起身段来，那也是呆若木鸡的。
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现在的编辑是职业化的，擅长于流水线的生产；而过往的编辑，是专业化的，很多本身就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如岳麓书社的唐浩明，就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变成创作《曾国藩》历史小说的大作家了。作为一个出版人，为啥我老是丢不下创作的情结？因为我觉得，唯有多写多练，自己对文字有感觉了，才能辨识好文字，约到好作家，出版好作品。这是一个编辑对文字的底线功夫。
当年出版《后三国风云》时，我曾给自己如此画像：“江南人，与书结缘。编书养家糊口，写书娱人悦己，读书磨时度日。”今日虽已从一个小编辑成长为总编辑了，但当初的定位依然不变。出版依然是我的主业，是安身立命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但闲暇之余，手中那支笔依然不能放下。编辑帮别人出好书，是责无旁贷，是最硬核的实力体现，也是职业的价值所在；而编辑自己能写好书，是锦上添花，能带来别样的成就和满足。
编辑的一生，是神圣又卑微的，是热闹又寂寞的。出版的大舞台流光溢彩，万众瞩目，所有的热闹和掌声都给了作者——确实也本该如此。希望我们的编辑们，在白天做好剧务杂活的同时，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也能笔耕不辍，快意书写，勇敢地从幕后转到台前，在低吟浅唱、眼波流转中绽放一回自己的光芒。
（作者系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