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在一个媒介融合与文化融合的时代，现代以来分化为各个具体学科的内容正在迎来新一轮的调配与整合。这种变革由科技的日常生活化启动，波及到文学的方方面面：主体上的全民参与，创作上的即时交互，传播上的移动普及，阅读上的视频转向。一个新大众文艺时代已经降临。
跨媒介写作带来的诸多变革
当TikTok用户用15秒短视频重构《红楼梦》的人物关系，ChatGPT以每秒五千字的速度生成网络小说，《三体》动画在B站引发百万条的弹幕互动……媒介技术对原先文学场的“解域化”进程已势不可挡。这场变革的本质是媒介物质性对文学生产关系的重塑，其冲击波正在颠覆自古登堡革命以来建立的整个文学认知体系。
媒介融合推动了文学作品从单一的文字形式向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多模态的转变，让影音图文的“泛文学”成为时代文艺的主流。这一切看似新颖，实则早已有迹可循，媒介考古学显示了一条从身体展演到算法生成的演进路径。
在川滇彝族的“克智”口头论辩传统中，诗歌即兴创作，伴随着酒器传递、肢体韵律与火塘烟雾，共同构成了意义的场域；敦煌中的变文写本，残留着从讲唱到书写的过渡痕迹，插图与韵文交织的形态，暗示了历史长河中因应技术条件变化而层出不穷的跨媒介实践……它们共同印证了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论断——文学从未局限于纯文字形态，其本质是特定媒介环境中采用不同媒介工具的意义编织术。数字时代的特殊性在于：算法不仅改变了创作工具（如AI辅助写作软件“彩云小梦”），更重构了文学生产机制。阅文集团开发的“黄金三章”写作模板，通过大数据分析网文爆款结构，将叙事节奏精确到每500字就有一个情绪刺激点；晋江文学城的热门标签推荐系统，本质上是用机器学习解构人类情感模式。当写作从心灵独白转为数据喂养，文学正在经历本雅明所说的“灵韵”消逝后的又一次祛魅。
跨媒介写作带来了多模态叙事的范式革命。腾讯动漫出品的《一人之下》IP开发路径，典型展现了跨媒介叙事的商业逻辑：漫画原作→动画番剧→手游→虚拟偶像演唱会→线下主题餐饮，每个端口都承载着差异化的叙事碎片。这种“新宇宙化”叙事不再追求经典文学的封闭结构，而是通过用户在不同媒介间的游走来建构意义拼图。更具颠覆性的是交互式影视，《黑镜：潘达斯奈基》让观众通过选择按钮决定剧情走向，中国互动剧《隐形守护者》则融合真人拍摄与游戏化分支叙事。当“读者”进化为“玩家”，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预言获得了技术加持的终极实现形式，并且实现了它们彼此之间合体的重生——创作、传播、消费联结为了一种共时性的实践。
但是，令人文知识分子忧心忡忡的是算法牢笼。今日头条的推荐算法曾创造人均日刷127分钟的内容沉迷奇迹。就我个人而言，每日花在抖音和小红书上的时间也超过3个小时，这必然导致“信息茧房”的效应。在文学领域，番茄小说的“智能分章”系统通过阅读速度、暂停频率等数据实时调整章节断点，这种“神经叙事学”将读者生理反应纳入创作闭环。值得警惕的是，当某网络机构引入AI审核系统自动屏蔽敏感词时，技术正在成为新型文学规训工具。不过，Z世代创作者也在开发反算法策略：豆瓣小组“糊弄学写作指南”传授如何在AI审查中植入隐喻，B站UP主用“鬼畜”视频解构经典文本，这些实践印证了德勒兹“逃逸线”理论在数字时代的适用性。
人文观念面临的新挑战
新时代跨媒介融合让文学重新成为一种“杂文学”“大文学”与“泛文学”，带来了从主题到风格、从技术到审美的全面革命，其内在底质隐含着新人文的趋向，预示着人文主义的根本性转型已经到来。这是一种新的大众的文艺，让文学回归了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即它不再是个体化的、精英化的、形式具有严格规定性的“纯文学”，而走向了或者更恰切地说回到了原初那种同生活情境、质感经验和真切感受紧密相关的自然表达。
需要注意的是，技术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人文观念的民主化。快手平台上“打工诗人”现象值得关注：建筑工人邬霞用手机记录《吊带裙》诗作获百万播放，其粗糙的现场录音与晃动的工地影像，反而构成了对精致化诗歌美学的挑战。这种平民美学的兴起，呼应了威廉斯“文化是平常”的理论主张。但技术平权表象下，新的差异性正在形成：上海作协推出“元宇宙作家驻馆计划”的时候，青海的基层写作者仍在为4G网络稳定性发愁。更隐蔽的危机来自数据殖民主义——某知名网文平台用户协议显示，作者创作的所有文字、世界观设定均归属平台方，这种“数字佃农”制度正在全球内容平台蔓延。
肉身经验也具有不可通约性。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的实验猴能用意念玩“乒乓游戏”，元宇宙社交平台VRChat中数字化身已能模拟触觉反馈。这些技术似乎正在印证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但肉身性在此显现出抵抗价值：余秀华诗歌中震颤的肢体语言、双雪涛小说里东北下岗工人手指间的卷烟气息、魏思孝笔下那些城乡结合部的零余人酒后的互殴与沮丧……这些具身化经验难以被数据化转译。即便是最先进的AI写作系统，也无法复现史铁生在地坛公园轮椅上的沉思轨迹——那些青苔蔓延的砖缝与忽远忽近的鸽哨声，构成了文学灵韵引以为傲的壁垒。旅途中的偶然性遭遇、生活中溢出于常规之外的奇妙感受、悲欣交集的矛盾心理、踌躇惆怅的瞬间……生活世界的含混、暧昧、流动、偶然、不确定性，是属于人的文学的魅力和意义之所在。
在已存的尝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人文主义的中国探索。杭州“宋城千古情”景区，全息投影技术再现《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烟火；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谜宫·如意琳琅图籍》，将古籍考据转化为实体解谜游戏。这些实践暗合中国传统美学的“通感”思维：王维“诗中有画”，杜甫“晨钟云外湿”中听觉与触觉融合的跨媒介传统，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技术表达方式。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文学中的东方玄学转向，《道诡异仙》等作品将周易卦象、丹道修炼与现代科幻融合，创造出不同于西方赛博朋克的另类想象。新近大火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更是将古老的神话、考古的实物、古典的纹饰融入到重写的中国特色的超级英雄叙事之中。这种文化自觉，为突破技术人文主义的西方中心叙事提供了可能。
反思数字时代新人文的走向
上述这一切，促使我们反思数字时代新人文的走向。毫无疑问，引发最多讨论的是平台资本结构性暴力问题。其内在的原因在技术掌握在何种主体手中，是普惠大众，还是被少数资本所控制？当起点中文网用“章节订阅+打赏分成”模式重构作家收益结构时，网络文学的生产关系已发生本质改变。头部作家会占据绝大部分流量，但也并不能带来他（她）自身的解放。头部网文作家也被迫要日更，而平均更新量能达到1.2万字，这实际上是以时间与精力来置换收益，显然这会催生新型的压榨模式和职业伤病。更严峻的是算法剥削，很多平台签约作者都需根据热度指数实时调整情节走向，其创作自主性让位于数据绩效。这些现象要求必须将媒介政治经济学纳入分析视野，揭示“自由创作”表象下的数字劳动异化。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在《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中提到的多重现实的后果，虚拟现实会带来认识论和主体性的挑战。在《原神》游戏中，全球玩家通过“钟离”角色共同建构起跨文化英雄想象；二次元虚拟歌姬洛天依的演唱会，实现了十万观众同步全息互动——虚拟具身化已经照进了现实，并且生发出巨大的能量。当“00后”读者在AO3同人站为虚拟角色撰写“救赎文学”时，其情感投入的真实性是否需要新的阐释框架？在人与非人行动者共生的文学场域中，传统的作者/读者二元论正在失效，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主体间性”的定义。
对新兴的数字人文主义怀抱热忱的乐观主义者，也要面临一个在地化的困境。非洲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倡导的去殖民化想象，在遭遇Kindle全球出版体系时面临新的文化驯化风险。反观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现象，起点国际（WebNovel）上《诡秘之主》的英译本获得西方读者热捧，但其修仙、洪荒体系的文化转译过程充满了损耗。翻译中的变形与扭曲本是常态，但这个例子也提醒了一点，那就是跨媒介叙事全球流动中，如何避免技术普遍主义对地方性知识的碾压，将成为新人文主义建设的关键命题。
新技术浪潮席卷而来，并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裹挟进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明了，在经验变革的“未来已来”时，还有着文化稳定性的“过去未去”，尤其是文学这一人类心理、情感与精神性生活的形式，有着厚重而坚实的传统积淀，构成了文化本身的形式。即便在赛博格的语境中，也依然不仅仅是某种怀旧式的过往，而是发生着的现实，过去还会在未来重现。
这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侧面，也证明参差多样的多元共生才是文学活力的源泉。从良渚玉琮上的刻画符号到敦煌卷子中的朱笔批注，从宋代勾栏瓦舍的说书场到抖音直播间的连麦创作，中国文学始终在媒介变革中寻找存续之道。我认为新人文的趋向，本质上是在数字混沌中重建经验与诗性的家园的努力。深圳“城中村文学计划”用AR技术将打工诗歌投射于拆迁废墟，故宫《石渠宝笈》绘画数字展让观众伸手触碰千里江山图的笔墨肌理，技术与人性在其中达成了良性而美好的和谐。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怀念灵韵，当代人亦需在算法丛林中守护那些不可被计算的震颤：深夜想起故人时突如其来的泪流满面，在路上时的某个似曾相识的词语忽然跃入脑海，那些让屏幕前的我们突然离开键盘、放下手机、望向窗外的微妙瞬间。这些时刻，是无论何种技术都无法生成的切身感受，是文学和艺术得以继续存在的证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