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峰

京杭大运河作为我国农耕时期的重要交通水系，曾对中国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产生过巨大作用。京沪铁路修通后，它的交通运输作用逐渐下降，但它的文化影响并没有消解。20世纪7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由戏曲文物专家刘念兹先生作为我的指导老师，曾带领我到京杭大运河沿岸的聊城、亳州、苏州等地考察古戏台等戏曲文物，后多次到京杭大运河地区做调研。京杭大运河地区的戏曲对我的研究工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我并没有写过专门研究京杭大运河与戏曲关系的文章。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一时，学术界风举云飞，大运河成为各种学术研究的地理坐标。以大运河戏曲为研究的文章也不少，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山东艺术学院周爱华教授的《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研究》脱颖而出，2019年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完成后获得好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绪论、京杭大运河沿线戏曲文化生态、京杭大运河与戏曲传播、运河水土养育的梨园弟子、名留史册的元明清戏曲家、运河戏台与戏曲演出、运河会馆与戏曲演出、运河民俗与戏曲演出、运河方志小说与戏曲演出、结语等章节组成，充分体现了“水路即商路，商路即戏路”所指向的古代河道与商贸、商贸与戏曲的依存关系。全书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力求在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运河与戏曲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打破目前运河戏曲研究以地域性为主的局面，探寻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关联，拓展戏曲理论研究的视野和深度，对京杭大运河在戏曲艺术产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周爱华出生在山东省鲁西北运河之畔的临清，对运河为这座小城带来的习俗、建筑、文化、饮食以及不同的民族都非常熟悉。小时候她与运河朝夕相伴，心中始终保留着对衣胞之地的运河情结。她在高校从事戏曲美学和地方戏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20余年，对运河戏曲关注日久，有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前期她收集相关史料，整理了大量运河区域的古老剧本、戏装等戏曲遗存，还整理了部分相关碑刻拓片，为深入系统研究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的关系打下扎实的基础。如在整理有关戏曲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明清时期戏曲作家理论家中明代52人、清代29人，合计81人的数据资料。其中去掉籍贯不详的6人，剩余75人。这75人中属于运河沿线省份的有53人，占71％。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河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清代的地方戏中，影响最大的是北方的梆子腔、南方的皮黄腔。北方的梆子腔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传播到南方各省，南方的皮黄腔能很快传到北方各地，主要就是依靠京杭大运河这一水路通道。京杭大运河流域有众多剧种，其中京剧的形成、发展与京杭大运河关系最为密切。京剧的声腔主要由北方的梆子腔和南方的皮黄腔组成，山、陕、豫相邻地域形成的梆子腔通过京杭大运河这一商路，传播到江南各地，在汉口、安庆、苏州、扬州等地与鄂、皖、赣相邻地域形成的皮黄腔融合，由徽班通过京杭大运河带到北京，吸收山陕梆子、昆腔，接受宫廷艺术和京都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京剧。该书对京杭大运河流域的剧种，特别是梆子腔、皮黄腔及京剧的形成和传播均做了详细的解析。

此外，在充分挖掘大运河沿线各时期关于运河文化和戏曲文化的文献资料的同时，作者大范围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许多并不为人关注的实物资料。如无锡薛家大院戏台、武进真武庙戏台、无锡张中丞庙戏台、无锡西水仙庙戏台、无锡南水仙庙戏台、常州城隍庙戏台、嘉祥县上花林戏台、微山湖端鼓戏演出的船台、大汶口山西会馆关帝庙戏台、常州市博物馆藏的“府正堂严示”碑等。这些古戏台和记载官府“永禁演唱滩簧点做谣戏及茶馆庙宇男女弹唱谣词艳曲”的石碑是我们了解大运河两岸戏曲活动的文物资料，是以前戏曲志没有记载的。

该书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京杭大运河作为一个地理标杆，把戏曲放在京杭大运河两岸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对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的关系进行系统、综合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