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思诚的“唐探宇宙”里，《唐探1900》没有“躺”在既有的路径依赖上，而是直面历史与当下语境中的唐人街。“唐人街”终于不仅仅是电影的故事发生地，更是一种时代和话语的象征。

我对唐人街的关注缘起于2013年在美国杜克大学旁听“唐人街研究”的公共课。此前，美国的唐人街在人们印象中一直是一个混杂、神秘而自带光环的地方。在这门课上，我深切地感受到唐人街的历史原来如此沉重和复杂，它是中国人在海外被“画地为牢”的标志，有着甩不掉的历史包袱和影像艺术带来的刻板印象。

回国后，我在浙江大学以“跨文化传播”为名开设了“唐人街专题”的课程。每次课我都会选数十部与唐人街有关的电影、纪录片、小说等文艺作品，让学生分析、研讨。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系列虽然总是必选项，但很遗憾的是，从第一部到第三部，电影与“唐人街”之间都没有叙事和价值上的关联。无论曼谷、纽约还是东京，唐人街都只是探案的背景，不过为故事增加新奇的异域元素罢了。也就是说，此前“唐人街探案”系列里的“唐人街”没有历史纵深，无法表征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

随着1943年排华法案的失效，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在全球的崛起，唐人街已经不复落后模样，成为了深度全球化的某种缩影和一种饱含中国人复杂情感的独特“景观”。可喜的是，春节档的《唐探1900》重新使“唐人街”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成为故事本身的主角。

电影中，“唐人街”是20世纪初的历史模样，但却暗示了这一地理空间的当代意味。首先，电影中的“唐人街”是一处跨地域的存在，是历史上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种不平等的缩影。“阿爸金山去赚钱”的梦想，并没有如驾驶巨轮到广东侨乡招工的洋人许诺的那样，能够“赚得金银千万两，返来起屋兼买田”。在电影中，白轩龄于加州立法会关于是否取缔全州唐人街的听证会上那一段被网友视为“封神”的演讲，正式回答了这种跨地域而出现的“唐人街”究竟象征着什么。他说：“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美国的独立精神、立国之本。先生们，我只想最后问一句：平等在哪里？”虚假的平等，被白轩龄“是我们不配吗”的发言戳破了。这是一种历史记忆，也提示我们，当代的唐人街具有博物馆意义，保存着全球华人离散和在异邦落地生根的记忆。

其次，电影中的“唐人街”是一处跨族群的存在，它显现出不同国家和族群之间的情感关联。阿贵是河北籍的中国人，父母在美国修铁路意外丧生后，被印第安部落的首领六手收养。在那个时代，印第安人与中国人同处美国社会的底层，其情感关联由养育与复仇叙事得到体现。与之相反，华人白振邦与白人小姐爱丽丝之间的情感关联则由于民族、政治等的介入，而彻底失败。无论哪种跨族群的叙事，相对于身份政治等宏大议题，情感关联本身具有天然的优先性，而唐人街就是这种关联生发的场景之一。这提示我们，“唐人街”不仅仅是景观化的存在，更具有试验场意义，它促发着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交往，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

再次，电影中的“唐人街”是一处跨文明的存在，它显现出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互鉴性。尽管1900年中美之间的发展有着肉眼可见的差距，用电影中金陵福的话说就是“人家的魔术是汽车、是电影、是高楼大厦、是铁路轮船，而我的魔术却是供人消遣的把戏”，但后一种“魔术”有着长远的历史传承，才能最终转化为中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这一“世上最伟大的魔术”——白振邦死了，还有郑仕良在；几百条枪不够，还有人再运几千条、几万条；就连费洋古大人临死前都发出“救中国”之声。在片末，这一处口号式的表意，并不显得非常突兀，是因为有更多包含中华文明的影像细节作为支撑。除了白振邦、郑仕良等革命党人的热血，以及白轩龄、老四等人的同胞情谊之外，其他情节不断提示我们，当代的唐人街具有枢纽站意义，它转译着中西文明的互鉴与斗争，需要中国人永远时刻保持警惕之心与学习之态。

《唐探1900》里的“唐人街”是一百多年前的模样，而其当代性则有待更多解读。这部电影存在诸多不足，特别是无底线的烂梗和不达标的探案逻辑，但是它将“唐人街”突显出来，让海外华人群体形象的书写和作为历史景观的“唐人街”有了更清晰的面貌。反身来看现实，近年海外唐人街也在全球华人的努力中出现了多种丰富的可能。一方面，随着移民三、四代走出唐人街的现象愈发普遍，旧有的唐人街变得更加景观化，而另一方面，由华人自己主导的新建唐人街也在增多。而这些唐人街同样值得书写，其中发生的故事及其符号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球语境中的重要表征。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