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拄着折叠式的登山杖走在前面，步履蹒跚，形如刚学步的孩童。利军背着沉重的佳能单反相机，他说已经换了一张内存卡，并且还换上了第二块电池。我们从海拔3000多米的罗坪山脊徒步下来，在散发着灰尘、腐土和朽木气息的莽林里穿行了六七个小时，密密麻麻的蚊子和蛾子会时不时迎面撞来。天气燥热异常，我们浑身上下汗水如注。去年秋后便无雨，时下已是夏至，干渴的云南大地还未下过一滴雨。我敏感的鼻腔又在作怪了，接连打出一长串喷嚏后，我说不走了。李毅一听这话，一屁股坐倒在地，利军也跟着坐在旁边。他们两位都是小学校长，也是和我志同道合的好兄弟，在很久以前就决定陪我来一次罗坪山。李毅的学校在山下不远的茈碧坝子正中，那里接收了罗坪山上大小六七个村落的彝族寄宿生，今天陪我的走访也像是一次家访。

只有年轻的丰源还在站着。他是罗坪山里的陆家村人，两个寄宿学生的爸爸，给我们做了一整天的向导。他指着莽林下面一块广阔的向阳坳地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那年，他的祖爷爷带着自己的家庭，赶着牛马从遥远的滇西北群山中迁徙至此，就在这个地方盖了一座大瓦房，从此一个彝族村寨便在这里诞生。罗坪山海拔奇高，气候恶劣，特别是在冬季和雨季，一场大雨之后便是雪载半山，气温骤降，大雾迷漫，两个人站在一起都看不清对方。所幸有这大瓦房存在，几十年来，汉族赶马的人在这老房子里喝过酒，白族砍柴的人在这里吃过饭，追猎的傈僳族人和阿昌族人在这里歇过脚，驮炭和买洋芋的回族人在这里称过秤，还有许多迷路和受困的赶马人、货商、手艺人、牧人或是入山的种地人，都曾在这里停歇，或是休整，或是疗伤。总而言之，这座大瓦房就是罗坪山中一间真正的团结房、友谊房和救命房。

我们听着丰源讲的故事继续赶路。丰源还有两个弟弟，利源和庆源。我喜欢他们的名字。洱源是我们县的县名，从这三人的名字上可见，他们早把洱源山水融入自己的一生。丰源说，罗坪山广种薄收、交通不便，生活的彝族儿女还分布在广阔的密林之间，有时出门找趟牲口、走个亲戚，都得走上十几公里路。还好有山下的各族兄弟，住在山里的彝族人辛辛苦苦种出的玉米、洋芋、蔓菁和萝卜，还有早年父母们砍下的柴火、烧制的木炭，得与从山下赶马驮着货来的人进行交换，老人、孩子与哺乳期的女人才有好米和细面吃；他们带来了精布和花线，出嫁的彝族女子才有好看的嫁衣穿。村里的人在山间放牧牛马，遇上干旱的年景，就不得不四处迁徙，这让村人的生活充满了艰难、劳碌和奔波。为此，在脱贫攻坚战开始后，政府决定在罗坪山麓交通位置较好的地方新建陆家村，这样一来，有关旧村落大瓦房拆与不拆的故事，也就此展开……

这就是我的小说《安居》的故事原型。当大脑里形成了那样的写作冲动后，我想来一次故事发生的现场。刚才密林里的穿行，便是当年彝族人民初来罗坪山时的情景，而今罗坪山翻天覆地的巨变更是让我心中充满了感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成千上万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志愿者八方云集，一起涌进广大农村，吹响了振兴乡村的集结号。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倾力奉献、苦干实干，真正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涌现出无数感人肺腑的生动故事。

我身在云岭大地，亲历了这场声势浩大而且意义非凡的伟大事业，所以这些年，我把笔触聚焦在了广袤的云岭乡村，书写这片大地上英勇的人们和感人的事迹。我亲眼看到，一位参加选调的女硕士为帮助患有抑郁症的山村女学生而一直驻守山区，一位退休老教师为了留住山村小学而发愤写作，一辈子执守在镇街的文化讲解员、深入偏僻山乡帮助开展乡村振兴的高中教师、带动群众参加篮球运动强身健体的运动员，以及为帮助农村实现产业振兴、带动山村群众脱贫致富的回乡大学生等。这就是我的小说《花豹》的故事来源。一批又一批的乡村振兴工作者舍我其谁，长期驻扎在群众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实施精准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我的创作无须过多地虚构和修饰，只需要把他们的故事如实地在稿纸上书写出来，就是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村脊梁，把无尽的智慧和汗水奉献给群众，铸炼了新时代的干群鱼水情。

《花豹》共收录了9篇小说，它们都是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是具体而微的云岭山乡巨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