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贵州儿童文学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一脉相承，贵州儿童文学对现实的关心是一种正视现实的精神，它以写实性和虚幻性为两翼来展开对现实生活的书写。新时期以来，贵州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呈现出丰富多元、流光溢彩的特点。

贵州儿童文学在20世纪特别是在世纪初20年开始摆脱束缚创作的教育功利主义，转到强调“文学性”的方向上来。文学本体成为贵州儿童文学作家的聚焦点，儿童文学现实主义思潮在贵州有了纵深发展的可能性，这为贵州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发展拓宽了空间。长期以来将读者定位于低幼层次的儿童文学观念，在贵州少年文学和成长小说兴起的冲击中得到改变，快速向本体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回归迈进。

新时期以来，贵州儿童文学呈现出“向生活开掘人生的真谛”和“文化意味的彰显”两个向度，使文学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例如，林吟的小说《遇见娃娃鱼》，以几位农村孩童的眼睛看今日乡村的变化。作品关注乡村振兴，关注民间传统，再现第一书记驻村以后乡村面貌和乡民心智的显著变化，特别是乡民对包括女童在内的孩童教育的重视。作品以一种深厚广泛的情感，同情弱者、扬善弃恶、健全人性、纯洁心灵，以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叙写人性、人情、人生，对儿童读者进行爱的熏陶。作品的审美指向有深厚的价值观念作为依托，这拓展了作品表现力。肖勤的小说《外婆的月亮田》，力图将鲜明的民族文化和贵州地域文化以温情的方式传递给读者。作品中“小竹儿”的外公外婆那一代人朴素、隐忍的亲情故事及两代人的爱与守望，以小竹儿的视角描绘出来，蕴含其中的人生哲理充满着温情与诗意。

以孩童的视角呈现社会问题，不再回避社会矛盾

新时期的贵州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在社会背景、创作理念和文本表现三个层面，呈现出了与传统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不同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在主题选择上，贵州作家直面现实，关注多元议题，以孩童的视角呈现社会问题，不再回避社会矛盾，而是通过孩童的视角展现农村现状、城市化、留守孩童家庭、孩童教育困境、网络沉迷等当代社会问题。如龙潜的小说《黑瓦房》，将社会、历史、命运、生死、友谊、爱情等命题放置于城乡冲突的背景之中，在平凡的故事寄寓着种种艺术启迪。戴明贤的小说《走进云里去》对黔西部山乡民族多元文化意味的彰显，对山乡现状与城市现代生活差异的书写，展现出一个极富魅力的贵州西部高原地理与人文“风景”。肖勤的小说《暖》，出色地表现了偏僻山乡生存的艰辛和人性的尊严，通过作品主人公小等展示出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让更多人去关心和关注更多的“小等”。郭思思的儿童诗表现出对儿童多种情绪、人性和生命的思考，面对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少年在土地、自然、乡土社会与时代之间的心灵穿越与自我成长，以比较纯熟的现代语言意识和文本意识，使诗性境域获得了精准的把握。此外，还有侯泽俊《留守的天空》、海嫫《听风村的孩子们》、曹永《暗夜》等小说对农村留守孩童成长环境担忧的书写；胡巧玲《冬天的叶子》对城市中生活艰辛的底层孩童心理焦虑的书写；邹雁鸿幻想小说《时光理发店》对孩童教育困境问题的书写；侯泽俊小说《云顶少年》《阿蛋搬家》《阿琴家开民宿》以孩童的视角对乡村振兴的书写，等等。

关注儿童个体成长的复杂性

贵州儿童文学作家十分关注儿童个体成长的复杂性，关注儿童在现实压力下的心理挣扎，以及身份认同困惑。如，林吟《亭亭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对流动的务工者子女生存状况的书写。这是一部打工子弟学校的实录，是对进城务工者子女教育问题的追问。作品中亭亭老师在学校看到的是聪明、坚强，是儿童和家长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和不懈努力。许家珍的聪明勤奋，陈张和等孩子们的少年更事与美好善良，每一个形象都生动感人。作品有问题小说的意味，但没有问题小说的僵硬与教条，不乏艺术的感染力，以及对人性的挖掘和细致观察。

在人物塑造上，贵州作家们注重塑造去脸谱化的真实孩童形象，反对完美化、英雄化、概念化的叙事。作家们笔下的主角不再是完美的孩童榜样，而是具有缺点的普通人。如崔晓勇的《刀削人》对少年山娃的人格独立感、思维独创性、行动自主性进行正确的理解和对待，对于培养、强化我们民族未来一代精神性格和竞争因素、开拓能力、阳刚气质，有重要意义。在一些贵州作家的作品中，边缘群体得到表现。如林吟小说《遇见娃娃鱼》对残疾人表现心理问题的关注，彰显出“温暖的人道主义”的主题。胡巧玲《冬天的叶子》对单亲家庭子女生存状态的书写，关注身体疾患儿童教育的现状，对儿童焦虑和家长焦虑心理及其疗救问题进行再现。作品可以窥见孩童无意识的深层心理层面。小说《哑巴的婚事》通过孩子的视角，讲述哑巴的爱情与小木匠的逃婚，见证了哑巴的婚姻悲剧，表现出情感丰富的小女孩复杂的内心世界，突破了传统儿童文学的“阳光滤镜”。

叙事追求现实与诗意的平衡

贵州儿童文学的叙事策略也有所变化，追求现实与诗意的平衡。比如隐喻手法的创新运用，以幻想元素隐喻现实困境。如邹雁鸿《时光理发店》以身份互换象征教育考验，兼顾文学美感与现实批判。有的作品进行了多媒介的叙事实验，如侯泽俊童话《蜜蜂日记》结合日记体形式，呼应数字时代孩童的阅读习惯。有的作品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度书写，如戴明贤小说《走进云里去》。有的作品运用方言凸显地域文化特征，如杨远承新童谣集《我吹木叶样唱歌》。有的作品致力于呈现少数民族生活图景，如林吟小说《苗乡行》，以中外孩童的视角再现贵州黔东南和黔西北几支苗族族群聚居区的风俗民情、非遗传统，展现苗乡的发展情况、苗族孩童的生活样态和心理活动。山新雨小说《一路生花》书写黔东南侗族刺绣和乡村振兴，黔东南的民族文化赋予了作品丰富的写作素材，为作者提供了创作灵感。姚晓英长诗《鱼儿在山上飞——万物结盟之谜》写贵州安顺紫云地域奇境格凸河畔生态，读者可以从作品追寻文学存在的地理根脉。有的作品坚持批判性与建设性并存的价值导向，蕴含问题意识与解构勇气，探讨家庭冷暴力等话题，如林吟小说《小悦的眼睛》对家庭冷暴力的描写，以引发社会反思。有的作品探索故事的开放性，避免强行“大团圆”结局，如崔晓勇小说《刀削人》留下悬念，培养孩童独立思考能力。有的作品关注生命教育的深化，如肖勤《暖》中的小等之死，通过疾病、死亡等主题的书写，引导孩童理解生命维度，超越道德说教。

贵州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本位进行再思考和再定义，尊重孩童的认知主体性，采用平视视角。如邹雁鸿小说《就这样长大》真正深入孩童生命，海嫫童话《会飞的喔喔嗝》以口语化叙事还原真实心理。有的作品拒绝低龄化的审美陷阱，关注到当代孩童早熟的信息处理能力，以参与式创作模式结构情节，如林亚莉儿童教学小说《作文学得快》采用儿童作文实录，让儿童作文参与情节设计。

贵州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开拓了现实主义的新维度，已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反映现实的表层功能，发展为介入现实的文化实践。它既承担着记录代际精神变迁的文化价值，又通过文学想象为孩童建构起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社会变革是这种创作的转向之源，也得益于贵州儿童文学作家们对“童年消逝”现象的省思，他们坚守着文学对真实人性的勘探，在时代之“变”中坚守“不变”。

（作者系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本文系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高校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横向课题“中国当代西部儿童文学史”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