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谈论和认识一个地方的青年作家，似乎已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这种不容易首先来源于“地方”这样一个地理性的空间障碍。以我要谈论的江苏为例，当我们提及赵本夫、储福金、范小青、黄蓓佳、周梅森、叶兆言、苏童、毕飞宇、叶弥、鲁敏等作家时，“地方”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气质和风格。而当我们谈论汤成难、朱婧、周荣池、孙频、向迅、赵菱、大头马、刘康、庞羽、周于旸等年轻一些的作家时，则完全相反，“地方”几乎不再构成一种气质和风格，而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地方性”问题。

“地方”与“地方性”

对于江苏青年作家来说，“江苏”作为一个区划名词，不再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必然要素，而是具有区域性意味的身份界定

这也预示了对当下江苏青年作家的研究和理解，已经不能生搬硬套对之前作家进行研究的那套基本范式，虽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不能说这范式已经完全失效了，但至少在一定意义上，它已经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因此，关于江苏青年作家，我的第一个理解是，“江苏”作为一个区划名词，不再是研究江苏青年作家的逻辑起点和必然要素，而仅仅是一个具有区域性意味的身份界定。

江苏，在文学的意义上，并不构成一个本质性的实体，而只是一个融汇了想象、对抗和妥协的地理场域。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细数一下便可知，前面列举的那些年长一些的作家都出生于江苏，并长期生活于江苏，那个由他们这代作家建构起来的强大地方，已经培育并形成了自身坚固的“吴韵汉风”传统。江南江北虽风格各异，却历史性地拼接出一个完整的江苏写作图景。而今天，这样一种完整性几乎已经不太可能。由社会流动所构成的作家的流动性，以及由全球化所带来的空间的一体化和同质化，使得作家和写作都变得不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江苏青年作家的写作背景和实践空间，和前面的作家相比，似乎要复杂得多，孙频来自山西，向迅来自湖北，赵菱来自河南，大头马来自安徽，这种身份上的“含混”，也暗示了他们写作上的诸多不确定性，使得对他们的研究难以再用明确的“地方”概念来进行。即便是汤成难、周荣池、朱婧、刘康、庞羽、周于旸这些生于江苏的青年作家，他们的写作在何种层面上与江苏之间有着必然的承续关系，也是值得让人深思的问题。至少，我们很难在学理上提供一个坚实的、令人信服的正当性基础。

因此，作为一个具有“江苏”意义的文学共同体，它的建构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需求。那么，就让我们先从具体的现实谈起。我不知道，作为江苏青年作家，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自己面前的这片参天的树林，它如此秀丽挺拔、光景烂漫，映照出江苏文学的繁华气象。早期的创作辉煌暂且不论，仅近年来，《荒漠里有一条鱼》《合唱团》《黎明动物园》《璩家花园》《直溪》《欢迎来到人间》《金色河流》《不老》等作品，极其有效地形塑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生态。摆在江苏青年作家面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山峰。环顾当下的文学场域和写作状况，青年作家所能做的努力，似乎也只是在颇具主导意味的写作之外，寻求自身旁逸斜出的一小块历史。比如孙频的山林、海洋、县城系列小说，比如朱婧对于家庭女性的聚焦和描写，比如周荣池、向迅的父亲书写，比如大头马、周于旸偏于后现代的想象等，都构成了自身写作的某种风格，但还不足以和强大的文学主流相比拟。而他们的写作本身，可以说一点都不“江苏”。但似乎也可以说，他们正是在遭遇了“江苏”时，才真正创造了自身和他们的写作。

在一片森林里种下一棵幼苗

青年作家像一棵棵幼苗，要从那片茂盛的森林中，领略那精神的风吹过旷野时所留下的畅达和辽远，他们要做的不是越过这片森林，而是成为另一片树林

这片茂盛的森林，是江苏文学的荣光，也是江苏文学的尊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护着江苏作家的体面。但我们依然不得不未雨绸缪，想一想江苏文学的未来在哪里？由谁来维护？我们可能无法无比乐观地相信，这种体面能不期然地维系下去，因此，焦虑也是必然要发生的。当然，我们似乎也不能苛责当下的青年作家，毕竟文学的发展不是进化论，而且他们面临的境遇是前面的作家所不能想象的，青黄不接在各行各业本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由此，关于江苏青年作家，我的第二个理解是，在江苏，长成一棵树并不容易。因为这就相当于在一片森林里种下一棵幼苗，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料的，它是很难变得非常显眼的。这可能就是作为江苏的青年作家的一种“不幸”。

但哪一代作家的成长会是幸运的呢？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不幸”。那代作家的不幸是各种各样的贫困，而这代作家的不幸则是各种各样的丰盈。那代作家似乎很轻易地就克服了贫困的“不幸”，仿佛那些贫困从不存在一样，但这代作家似乎在丰盈的“不幸”面前止步不前，仿佛这些障碍是不可逾越的。和那代人面对时代、现实的直截了当相比，这代人过于含蓄和谦和了；和那代人面对文学理想时的坚定和偏执相比，这代人又过于摇摆和理性了；和那代人面对不幸和逆境时的无所顾忌相比，这代人也显得过于顾虑重重和小心翼翼了。总之，和那代人捍卫文学的精神堡垒的直率和坦荡相比，这代人显得过于聪明和油滑。做这样的比较，当然不是全然否定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只是说，青年作家面对着一片森林，但也不要害怕被森林遮蔽了，大树底下好乘凉，青年作家要从那片茂盛的森林中，领略那精神的风吹过旷野时所留下的畅达和辽远。当然，此时此刻，青年作家应该还无暇乘凉，而是想着如何生长。他们要做的，不是越过这片森林，而是成为另一片树林。要掉转身体，背靠森林，那时候可能就会发现，另一方则是毫无障碍的广阔天地，就像汤成难笔下的平原，也如刘康笔下的“极境与深渊”，更似赵菱笔下那想象的帝国。不幸的背后是无尽的可能，换一个角度，这不幸或许会变成另一种“幸运”。由此，我们似乎可以重新想象一个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江苏”共同体空间，而江苏的青年作家可以在这个新的空间内寻得一种更为自由、多元、复杂的叙事模式和书写方式。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才可以进一步展开对江苏青年作家和创作的深入理解。

在这些作家中，汤成难和周荣池作为一直生活在扬州的两位青年作家，可能算是比较“江苏”的了。汤成难的部分小说和周荣池的大部分作品，都和他们所生活的平原息息相关。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延续了汪曾祺所开创的抒情和诗意传统。汤成难的《奔跑的稻田》《麦田望不到边》《麦子秀了》等小说，都是极富诗意的唯美篇章。周荣池的《一个人的平原》等关于平原和村庄的书写，同样充满了浓郁的个人诗情。当然，汤成难和周荣池也绝不会仅仅满足于抒情和诗意，而是更多地关心时代变迁下普通人的困境和绝望。汤成难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她就是在这微不足道中建构起自己惊心动魄的日常生活美学。每个人都面对着一地鸡毛，但每个人似乎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东北虎》《子弹穿过南方》等小说，都有一种少见的日常“英雄气”。这也使得汤成难的小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性别界定和地域归属，具有了一种广阔性。周荣池最近出版的散文《父恩》，则是回到情感伦理的向度，对一个人也是一代人的精神进行打捞和梳理，也可以看出其在写作上某种由外向内的思想转变。

在江苏青年作家中，孙频和朱婧可能算是女性意识比较突出的两位。在孙频早期的小说中，这种女性意识尤其强烈，也因此被不少人诟病。但自从到了江苏之后，孙频也在有意地做着写作上的调整。孙频通过创作《松林夜宴图》《以鸟兽之名》《海边魔术师》等系列小说，转向对于人的存在、信念以及完整的人的重建等方面的深入思考。而她新近的《天空之城》等县城系列小说，将笔触伸向了更为深邃的历史深处，去触摸记忆的疼痛，去体验时间的骚动，她将日常、历史和传奇等融汇于中篇小说这一她始终执念的文体里，给我们带来一次次阅读上的惊喜。相比较而言，朱婧的小说有着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输出。朱婧小说中的人物和她自身一样，是生活中的“好孩子”。她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稳定，生活稳定、性格稳定、情绪稳定，伴随着这种稳定的是朱婧密不透风的叙述。如果仅仅停留在稳定上，小说一定会失去吸引力，因此，朱婧试图向我们展示的是这稳定之下的暗流涌动，那些看似稳定、亲密的关系中，隐藏着某种摧毁性的力量，但朱婧从来不会把这层紧张的关系挑破，她只是暗示，把矛盾和孤独悬置，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感悟。

向迅和赵菱，一个来自湖北，一个来自河南，他们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江苏”作家。甚至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江苏风格也没什么关系。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在江苏工作生活的这些年，得到了江苏文化和江苏文学最直接的浸润和影响。去年，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向迅凭借散文《与父亲书》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实现了江苏在这一奖项上的零的突破。实际上，我们很难从一个地域的角度去谈论《与父亲书》，但写作《与父亲书》的向迅，却毫无疑问地承继了江苏作家低调、内敛、勤奋的特质，以及江苏文学诗意、抒情、精微的风格。他无意于在众声喧哗中去博得别人的喝彩，而是埋头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人生往事——和父亲有关、更和自己有关的故事。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赵菱，无疑是这一代作家中的翘楚。她年少成名，获奖无数，每一两年都能推出有影响力的作品。尤其是这些年来，从《大水》到《乘风破浪的男孩》到《会发光的声音》，从熟悉的题材到不熟悉的领域，她总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寻得写作上的突围和精进。

作为一位从安徽来到江苏的青年作家，大头马的身份和她的小说一样让人捉摸不透，而她的小说又和她的身份一样，难以被定义。但鉴于她既定的现实身份，我依然要将其纳入江苏青年作家的范畴之内来理解。大头马的写作，从来都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谋杀电视机》《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九故事》《国王的游戏》等，仅从这些作品的题目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位多么特立独行的小说家。而在传统的江苏作家里，我们似乎找不到这样一个。如此来看，大头马应该是江苏文学的“异类”了。江苏是可以包容“异类”的，只要大头马有这样的定力和努力，就可以放松地自由地长成一棵树。和大头马相比，作为“90后”的庞羽则要“正”得多。印象中，庞羽是一个很有冲劲、拼劲的青年作家，我尤其记得她的《一只胳膊的拳击》，那种出其不意的灵气和不甘示弱的努力，似乎昭示着一代人该有的精神样态。但近几年，可能因为一些生活上变化的缘故，庞羽的写作似乎有点停滞。作为江苏为数不多的“90后”作家代表，相信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炼和锻造之后，庞羽能够在写作上有新的跃升。

刘康和周于旸属于典型的江南才子。一个来自常州，写诗；一个来自苏州，写小说。我和刘康认识很久，他人温文尔雅、低调谦虚。不过我平时关注诗歌不多，所以他的诗也读得不多，但《骑鲸记》倒是有印象，可以看作是刘康诗歌的早期代表作。刘康的诗歌有着庄子逍遥游式的快意，但也不会忘记凝视日常生活的微末，有着显微镜般的近距离透视，也试图勾勒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刘康诗歌中那些日常的、诗意的、抒情的、哲思的感受和情绪，无疑和江南文化的精神相契合。在这个层面上，刘康的写作延续了传统意义上的江苏风格。而作为“95后”的周于旸，则显示出了写作上的不同，他不是江南的，也不是苏州的。我认识周于旸很早，但他广为大家所关注应该是源于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入选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周于旸通过他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年轻一代如何用自身的想象力去直面荒诞的现实，去揭示隐秘的情感。我们已经很难从地域、传统的角度去理解周于旸的小说，他的魔幻和奇思怪想，都需要从新的维度去打开和阐释。从《马孔多在下雨》到新作《招摇过海》，周于旸以他的创造力传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很招摇，也很青年。

青年写作者要拒绝成为“盆景”

青年写作者要拒绝成为盆景中的树，而要长成一棵自由的树，哪怕是一棵孤独的树。一棵棵秀挺的小树，最终集结为一个坚实的写作“共同体”，汇聚成一片葱郁的文学之林

实际上，江苏青年作家的阵容和风貌，要更为复杂，比如李黎、邓安庆、邹世奇、何荣、秦汝璧等人的小说，各有特色和殊异之处；比如张羊羊和王向明在散文、报告文学方面的坚持，都是找到了适合表达自身的文体，另外如麦豆、茱萸、邹胜念、大树、袁伟等人，是年轻诗人中的优秀代表。而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徐瑾、嘉树等人的写作，亦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这一个个闪亮的、年轻的名字，是江苏文学的未来。但这个未来，还需要更多年轻人坚定信念不懈努力。江苏作家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诗情和才华，还有那种笔耕不辍的“劳模”精神。一直写，既是他们艺术的口号，也是内在的图腾。那个由“一直写”建构起来的写作大厦，就这样伫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庞大体量和精神存在。而作为继承者，作为更年轻的写作者，一直写，也应该成为印刻在自己写作道路上永不磨灭的追求。

作为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江苏的青年作家已经足够优秀，但未来的道路却依然漫长而艰难。他们不仅要和外部的写作环境相对抗，还要和文学自身面对的危机抗争。这种抗争，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有题材上的、文体上的，比如长篇小说写作。有很长一段时间，长篇写作成为江苏作家的短板。但毕飞宇、苏童相继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变。当下，江苏的长篇小说创作，也早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但遗憾的是，这其中几乎看不到江苏青年作家的身影。尤其是在“80后”“90后”作家长篇小说写作风起云涌的当下，江苏青年作家在长篇小说写作上的匮乏，似乎成了一个新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困扰着我们，江苏青年作家在长篇小说写作上的“无所作为”，是否意味着他们创作能力上的某种缺陷呢？我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今的现状如何，我们可能首先都要“不情愿地”接受这样的事实，尤其是在一个个体自由统摄自我写作的时代，文体上的选择本就是其自身无可争议的权利。我也只能是观察并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有一种关于长篇写作上的理解：一个没有长篇小说的作家，其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和延展性很难得到体现。当然，较真的读者一定可以找出不少以短篇小说立身的作家。在此，我也不会辩驳，仍然坚持自我的判断。因此，我对江苏青年作家和他们的写作的另一个理解便是：他们需要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上，实现自我写作的艺术拓展和自我精神世界的深度建构。如果不能达成这个目标，其实也是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一代人写作上的不足和缺憾。当然，这也并非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因为年轻的资本就是，不必如此过度在意他者的目光。

但毫无疑问的是，被江苏文学的光环环绕的江苏青年作家，总是会被关注得多一点。每当他们出现，就会在聚光灯下。这无形中构成的压力和动力，不应该成为成长的障碍，相反，要成为照亮自身的内在力量。作为一名青年写作者，首先要拒绝成为盆景中的树，而是要长成一棵自由的树，哪怕是一棵孤独的树。而文学不就是孤独者的事业吗？何况，在江苏，永远不缺优秀的青年写作者，他们是对手，也是伙伴，这一个个孤独的个体、一棵棵秀挺的小树，最终集结为一个坚实的写作“共同体”，汇聚成一片葱郁的文学之林。

当然，如果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江苏青年作家和他们的写作，那便是透过对他们写作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我们要有意识地抛弃长久以来所形成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地方”观念，而致力于对文学性那种本质上的认同，从而为这个时代培育出一种更为真诚、更为深入、更为包容的新的“地方”意识，这或许不失为一种不可能之下的可能。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青年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