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建立和维系健康、稳定的人际关系，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汪民安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由身体问题切入这个议题。这本书收录了他近些年的访谈、随笔，将他关注的身体、关系、爱欲、物质、空间、劳动、艺术等主题尽数收纳，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得以窥见其哲思全貌，也厘清了由身体问题引发的人之变化。
从个人身体到外部世界
在书中，汪民安对身体观念的历史演进展开了深入回顾，归纳出三个重要阶段：从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探讨，过渡到身体与文化、社会、历史的交织关联，直至当下身体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时代，身体被技术全方位包围，但身体与心灵、身体与文化、社会、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缠依旧存续，从未消散。汪民安认为，现今我们对待身体的态度陷入了一种深刻矛盾。一方面，人们对完美身体满怀渴望，试图借助各种手段对身体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钵中之脑”概念盛行，认为身体仅是意识的载体，只要将意识作为信息上传，便可实现所谓的“长生”。显而易见，身体的概念已然被改写，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周遭的一切似乎也随之发生改变。
还有更为极端的观点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一堆数据而已”，身体只有通过计算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和说明。诸如我跑步时累不累、睡眠质量好不好，不再由自身主观感受判定，手上佩戴的腕表以及床头放置的睡眠仪才拥有最终话语权。甚至，个人的情感、审美以及道德品质，都能够被还原为数据与计算。这不仅构成了人工智能的根本出发点，也是ChatGPT等新科技对人类产生的根本性冲击：倘若生命的本质在于计算，生命仅仅是一条信息通道，那么人类显然已不再是生命的最优形态。
汪民安认为，“身体是生命最核心的根基，生命绝对地附着于身体之上”。他谈到，理解世界的首要前提是理解身体，因为“我的身体和我的欲望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身体经验对人的世界观与伦理观有着深远影响：福柯始终聚焦于“排斥和区分”的主题，尼采大力推崇强力意志，德勒兹则提出了“无障碍的身体”概念……如此看来，倘若人类借助赛博格、基因科学等技术改变身体，那么，与这一改造后身体相随的，还能否被视作人的生命？倘若意识真的能够脱离肉身而存在，那么，脱离肉体的意识与附着于肉体的意识，究竟还算不算同一个人？这便是“人之死”的最新版本。
汪民安提道：“人对事情的理解与其身体构造有关，所以很多背景相近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取向。”反过来看，虽然每个人的身体都具有独特性，但人类整体在身体结构、身体器官以及身体运行方式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正是基于此，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得以相互对话、彼此理解；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基于友谊的亲密关系才有了建立的可能。
“亲密关系”这一概念源自福柯理论。其核心在于友谊是彼此给予对方快乐的综合体。与制度化的婚姻不同，友谊灵活多样，富有创造性与可塑性。每个人都能够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友谊，在每一种友谊关系中，都能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若以友谊为尺度衡量其他关系，朋友、恋人、婚姻乃至父子关系，似乎都不再有本质区别。如此一来，原有的法则、制度、教条都面临被打破的局面。基于友谊建立的亲密关系，与列维纳斯的“他人之爱”颇为相近，既非黑格尔式的主奴关系，也并非当今时代那种精心算计的关系，而是承认对方，却不要求对方承认自己。唯有在这样的关系中，人性的圆满才能得以实现。
人无法脱离身体而存在，身体又依存于空间之中。空间对于人而言，绝非仅仅是中性的容纳器皿，它还具有强烈且主动的生产性。空间的改变，不仅会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还会重塑人的社会关系。因此，汪民安断言：“如果要改变一个人，就去改变他的空间吧！如果要改变一个民族，就把这个民族所有的房子都拆掉重建吧！”
从倦怠到快乐劳动
汪民安援引了德勒兹对“无器官的身体”和“情动的身体”的区分。“无器官的身体”聚焦于身体内部，而“情动的身体”则关乎身体与身体、身体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汪民安从身体问题切入，历经对人与人、人与空间关系的探讨，进而延伸至人与劳动的关系领域。哲学家韩炳哲把现代社会称之为倦怠社会。他指出，现代人已摆脱福柯所提出的规训社会，获得了独立，人们能够自主做出选择，因而绩效压力源自人自身。然而，汪民安却认为，当下社会并非规训社会，而是控制社会。德勒兹曾给出精妙比喻：规训发生于栅栏式的条纹空间，被规训者如同鼹鼠；控制发生在流动平滑的空间，被控制者恰似滑动的蛇。公司便是控制社会最为典型的场所。在这里，我们看似拥有自由，实则“一个总结性的绩效最终掌控着你”。我们对时间的分配、对空间的运用，均受到公司绩效的管控。
现在年轻人之所以萌生“躺平”的念头，原因在于，在当代社会，劳动从对宏大精神价值的探寻，退化为对个人欲望的满足，沦为单纯挣钱谋生的手段。汪民安认为，若通过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来挣钱，再用金钱满足欲望，这并非自由，而是沦为了欲望的奴隶。如此一来，工作便被视为机械、重复且具有消耗性的劳动。与之相反，只有投身于主动、创造性的劳动，才能体会到劳动所带来的自由与意义，进而收获快乐。这种快乐并非金钱所能给予，而是源于劳动创造本身。正如汪民安所言：“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能够快乐地劳动，在劳动中产生快乐。”不过，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是，如何寻觅和识别这类能带来快乐的工作？这并非易事。对一个正为生活疲于奔命的人讲，要在劳动创造中感受快乐，显然不合时宜。可以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从未体验过劳动快乐的人而言，很难分清什么是遵循生命激情去从事喜欢的工作，什么是屈服于本能欲望为了挣钱而工作。
另一个致使年轻人选择“躺平”的因素是，资本剥夺了人类的“不能”。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提出，我们应当保留自己有所不为的能力，然而资本的律令却是“我能”“我必须能”。它驱使人们永不停歇地工作和劳动。汪民安称，“人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变成了一个劳动机器，一个永动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不断被消耗、磨损，仅存的快乐唯有挣钱，挣更多的钱，依靠声色犬马满足口腹之欲。所以，当这仅有的一点快乐都难以获得时，人难免会陷入倦怠。为了反抗这种消极的工作状态，人们自然选择“躺平”。
按理说，技术的发展理应将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可汪民安却指出，这依旧难以避免催生新一轮的奴役。回到文章开篇所述，人工智能并不需要理解人类的情感，不仅如此，它还会反过来规训和控制我们的情感。例如，ChatGPT等人工智能会凭借自身的语言模式和表述模式，改变人类的语言系统，使我们依照它的方式工作和生活，最终掌控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沦为奴隶。然而，客观来讲，说人工智能奴役人类，这仍是一种拟人化的修辞，它会掩盖躲在技术背后的另一群人。实际上，让人沦为奴隶的从来都不是技术，而是人自身。所以，面对技术发展所催生的奴役现象，我们无需过度恐慌。
从越轨到生命激情
从身体欲望到亲密关系，从居住空间到家用电器，从劳动关系到艺术收藏，这些论题皆始于个人经验，指向日常生活。然而，我们切不可忽视汪民安稳固且深厚的理论背景。在其著作中，汪民安回顾了走访巴黎学者的经历，探讨了他制作的关于福柯的电影，还详细介绍了法国理论的渊源。由此，我们能够清晰洞察他的思想脉络——所有源自经验的讨论，都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展开的。在《什么是法国理论？》一文中，汪民安介绍道，法国理论起始于对萨特主体理论的批判。其中，一条脉络源于索绪尔语言学所引发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另一条脉络则源自尼采、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这条脉络影响力更为深远，且更为复杂、隐匿。在后一条脉络中，法国思想家们对主体和理性展开批判，并延续了尼采对生命的思考，为意志和欲望进行辩护。德勒兹从正面激活了权力意志；福柯从反面剖析了本能、非理性、生命的激情在欧洲消逝的原因；巴塔耶认为本能、欲望、激情具有神圣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致力于摧毁稳定不变的形而上学幻觉；利奥塔提出了“力比多经济学”……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均体现出生命的激情对理性牢笼的反抗。
汪民安指出，法国理论呈现出当代性、介入性、实践性三大特点。法国思想家们的理论从未与实践相脱节，他们打破了学院的围墙，积极介入政治论战和艺术实践。汪民安认为，这些人值得关注，“他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揭示了我们社会的秘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异质性，是对社会规训和控制的反抗与逃逸”。因此，在谈及“怪咖”时，汪民安称，异质性是一种很酷的特质，它具有不妥协、对抗性的属性。他还表示，“今天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体现在越轨者身上，体现在动物身上”。所以，在这个理论谱系中，不见阿波罗的理性之光，唯有狄奥尼索斯的狂欢酒宴。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由个体的不同所传达出的生命意志，看到从黑暗深渊喷薄而出的生命激情，也能看到人在拥抱本能欲望和残缺身体的过程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整。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