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8日凌晨4点，距离新年2025年不到4天时间，骆寒超老师在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杭州城与世长辞。

骆苡说骆老师自始至终都不清楚自己的真实病况，以至于躺在病床上还在计划着写作和出版的事。这确实像骆老师的风格。骆苡是骆老师的长女，骆老师晚年生活中的许多事务都是她在料理。

骆老师原名骆运启，浙江诸暨枫桥人。父亲去世得早，骆老师与寡母感情尤其深。我在浙江大学读书的时候，奶奶已经80多岁，干净、文雅、体面，我们喜欢这个奶奶。奶奶好客，我和同期在读的同学都在骆老师家蹭吃过无数次奶奶烧的饭。奶奶总是用一口诸暨话，缓缓地喊“运启，吃饭了”。“运启”，是一个普通人家对孩子朴素的祝愿。从“运启”到“寒超”，其间故事，骆老师是不是讲过，已记不大清楚。在艰难岁月，骆老师坚持初心初志，实现了“寒超”。至于运气，怎么样呢？没问过骆老师。不过，以骆老师的乐观通达以及诗人气质，他没准儿会说：“运气嘛，怎么说呢？总体还是好的。”

骆老师这一生，因为大的时代原因，经历过大起大落。22岁大学刚毕业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温州永强乡村中学教书。将近50岁，才过上平顺自在的书斋生活。

骆老师的成名作《艾青论》写于1957年，“一举成名”，然后成为右派分子。1979年，年近50岁的骆老师“脱帽”，同年，《钟山》发表了他的文章《论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诗剧》——这是骆老师的论著第一次可以公开发表。等到第三篇论文《论艾青的诗歌艺术》发表，曾为鲁迅先生“抬棺”的黄源老先生亲自给在乡村中学教书的骆老师写信。由此，骆老师的命运获得又一次大转折，携家带口被调到杭州，先是担任《江南》杂志编辑，后任浙江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主任。

1982年，《艾青论》正式出版。1984年，骆老师调到浙大，担任中文系主任。骆老师担任系主任的这个时期，是老浙大中文系的恢复期——某种程度上也是草创期。经历了各种创业艰难，中文系走上了相对坦途之后，骆老师提出让贤，徐岱老师接任，自此，骆老师彻底进入了以教学研究为主的四十年书斋生活。骆老师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基本上都是在这四十年里面世的。

开疆拓土，理论扎实，体系完备，是骆老师这一代学者治学的普遍特点。他们深厚的学术修养和理论功底，也是我辈望尘莫及的。吴思敬老师在《深情怀念骆寒超》一文中写道：“骆寒超先生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歌理论家之一，他为中国新诗及新诗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奋斗了几十年。”像骆老师这样一生以学术研究和写作为志业的学者，在人生最好也是最能出成果的年华，却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这种痛苦常人难以体会。因此，一旦获得自由，相较于金钱、权力、地位等身外之物，时间对于骆老师来说，比什么都珍贵。

1993年9月到1996年6月，我在浙大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时，骆老师是授业导师。骆老师一生以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新诗研究为主。而我自认乏诗情、少抒情，从个人气质到兴趣都较偏重叙事类文学。因此，从学术传承角度，我不能算好学生。尽管学生不太合格，但“师徒如父子”，骆老师行事老派，待我一直恩重如山。

现在回想，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性，有些偶然性决定了必然性的命运。到浙大读研，对我来说就非常偶然。我1991年从兰州大学本科毕业，报考了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当时，乐黛云老师坐镇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最热，没敢报；报南大，主要也是离家近。分数达线了，但原定的招生指标没有了，原因不详。这时已经是3月份，班主任老师问要不要想办法留本校读，也有老师建议联系一下其他学校，比如苏州大学中文系。我考虑了一番，决定先工作。一年后，也就是1992年底，再次报考南大，这次是现代文学专业，考得不错，但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说不确定能不能上，传递的信息很悲观。也是3月份了，见到赵宪章老师，他当时在南大中文系当副主任，问我是否考虑读定向培养——大概这个比较有把握。定向，意味着毕业时不能选择去向，而我考研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放飞”，于是决定转校。那个时候，同等资质大学之间硕博招生，可以互相推荐、共享生源。与南大中文系承传有序相比，恢复建系不久的浙大中文系自然是小弟弟。不过，新有新的活力。当时的情况是，39岁的徐岱老师刚接班不到一年，血气方刚，一心要把中文系做大，包括招生。所以，机缘巧合，我的转校申请很快被确认。

接到徐岱老师来电时，我正因一场车祸在芜湖养病。之前半个月左右，一个下着雨的午后，我被疾驰而来的摩托车撞成中度脑震荡。脑震荡的典型特征是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大约是1993年4月中旬，脑子里稀里糊涂，心里打着鼓，赶到杭州，接受“面试”——虽然当时没用这一说法。

没有高铁的年代，从芜湖到杭州得坐长途大巴，早晨8点出发，中午在路边小店吃饭、休息，慢慢腾腾的，一路上下客，下午5点左右到达杭州武林门广场长途汽车总站。浙大在玉泉，从武林门到浙大不远，但下着大雨，路又不熟，还是费了点周折，等到在浙大校园内的招待所安顿下来时，天已经暗沉沉的了。依照之前的嘱咐，我试着在招待所前台给徐老师打了个电话。半个小时后，徐老师和骆老师手里拿着伞，湿乎乎地站在门前。

两位考官联袂而来，骆老师是第一次见，徐老师也是第一次见，骆老师当时是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考题是什么，忘了，反正我答得很不好。可能是履历和学术背景不错，两位老师心善，算是当场定下。第二天一早，我又坐上了返程大巴。

因此，第一次到杭州，第一次进校园，浙大长啥模样，我根本没看见。后来才知道，为了补录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徐岱老师特地去找路甬祥校长，还跟校办的人因为办事效率的问题干了一架。

有一年，大概是北京奥运会之后那年，骆老师和师母去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途经北京，来看我。清晰地记得，骆老师认真地对我说：“在入学这件事上，你要感谢徐岱老师，他做了很多工作。”

不文过饰非，不掩人之美，是骆老师的风格。

我问骆老师，当年整个录取工作快要结束了，他和徐老师为什么还会费那么大劲儿接受我？骆老师说我在招待所面试时提到了叶子铭老师和茅盾研究，我的笔试考卷也不错。叶老师是茅盾研究权威，也是骆老师在南京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好友。

1993年到1996年的浙江大学，俗称“老浙大”，校园在玉泉山下。老浙大的前身可追溯到求是学院。“求是、创新”这一老浙大校训，分别由竺可桢校长和路甬祥校长于1938年和1992年提出。我的入学通知书由路甬祥校长签发，毕业前一年，路校长调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潘云鹤校长接任，几年后，潘校长又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路、潘两位校长虽是理工科出身，但重视文科建设，对老浙大后来向综合性院校转型发展影响很大。我上学时，浙大中文系是“小而美”，坐落在逸夫纪念馆附近，教研和交流活动十分活跃。在这里，我上完了骆老师的全部课程。坦率地说，与别的同学相比，我学得有点吃力，主要是因为骆老师的诸暨话实在难懂，我的方言解码能力不行，只好连蒙带猜。虽然课后可以借别人的笔记本看，但信息难免严重折损。

研二准备毕业论文，最苦的日子到来。论文题目改了一次又一次，还没有通过，小神经几近崩溃。骆老师更是恨铁不成钢，经常把我提溜到阳台上，“耳提面命”。最终确定把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作为文本对象，以魔幻现实主义诗学为切口。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比较系统地进行诗学研究和写作。历经三年的磨砺，慢慢地，我能听懂一些骆老师的诸暨话了。

骆老师住在求是村70号楼。一家三代，“挤挤”一堂，不到5平方米的阳台是骆老师的书房。阳台对面，是著名的老和山，这也是为什么骆老师许多文章的结尾都有一句“写于老和山下”。那个时候，从浙大校园到市中心，求是村是必经之路，70号楼就在出口处。或远或近，隔着玻璃，总能看见骆老师专心致志地在写作。骆老师写作用的稿纸，比普通稿纸要大一倍，左右下三面都留出空白供修改。这样的稿纸，我曾经还收藏过一沓。

写论文的同时，我也在准备求职。尽管骆老师的“势力范围”在杭州，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当时已决意来北方。骆老师也赞成，还建议我考博，并拿出通讯录，一一电话引荐。尽管后来没有直接读博，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已经远离学术研究，骆老师也不曾说什么。只是有几次，大概是十多年前，骆老师编《星河》诗刊，让我挑几首诗，发个专辑。我也始终没写出来，写诗确实不是我的长项。这一次，我让骆老师严重失望了。

近两年，骆老师年岁确实大了，据骆苡说，步伐不似从前有力，去年还查出胃癌，住院的频率明显提高了。去年11月份，我本来要去杭州出差，也是想去看望骆老师，但临出发时单位有事走不开。

我在北京，骆老师在杭州，大概有五六年没见。有时会打个电话通通音信，而通常，也是骆老师先打来。电话中，他的声音总是大声大气——最近一次除外。

最近一次通话是去年7月。我正在玻璃房里开会，骆老师来电，说新诗集出版，已嘱家人寄给我。接完电话，重新坐定后，我突然意识到骆老师的声音不似往常亢亮，有点不常有的迟滞感。

骆老师新出版的这本诗集《心灵的牧歌》，如今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翻开扉页，骆老师用俊逸的钢笔字，在“刘琼纪念并批评”下面题写了几行字：“花开了，花谢了，这是常情/但它们都是人的象征/诗年轻，诗老了，也是常情/但它们都是我的心声”。

这是骆老师风格的诗文。

骆老师是我的恩师，但我能为他做的事很少，今后也没有机会再为骆老师做任何事了。一念至此，悲痛难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