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的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共同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文学殿堂从倡议到建成的壮丽图景。王雪的文章聚焦巴金先生的初心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委会的筚路蓝缕，巴金先生的赤忱点燃了文学界守护文化遗产的共识。王十的文章生动描述了以萧乾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为建新馆多方奔走，终于变愿景为现实的进程。两篇文章遥相呼应，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寄居古庙”到“永久新馆”的迁改历程，以及一代人对文化根脉的自觉赓续。

——主持人语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文化工程。1981年12月1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提交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工作情况汇报》，不仅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更是中国文学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文化传承与建设的集体宣言。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以巴金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与筹委会工作者对现代文学馆建设的深切关怀与具体规划，展现了文学界同仁在文化强国建设事业中的高度共识与责任担当。

巴金倡议：文学传承的精神旗帜

1970年代末，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文化领域亟待复苏与振兴。1978年春天，巴金先生在与《人民日报》编辑姜德明的交谈中，首次提出建立文学资料馆的设想。他痛心于特殊历史时期文学资料的大量损毁，深感这些资料是文学发展的珍贵见证，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1980年12月，巴金先生写下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他的话语情真意切：“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巴金先生不仅在文字上呼吁，更以实际行动支持文学馆的筹建。他捐款15万元作为建馆基金，并陆续捐赠自己的手稿、书信和8000多册图书资料。他的倡议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众多作家守护文学遗产的热情。大家迅速响应，纷纷捐赠自己的珍贵资料。茅盾先生在逝世前表示愿意将他的全部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包括《夕阳》（即《子夜》）在内的手稿，都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这些老作家们深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传承着民族的精神。他们对现代文学价值的高度认同，成为现代文学馆筹建的强大动力。

文学界响应：众志成城的团结力量

巴金先生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在文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得到了叶圣陶、夏衍、冰心、丁玲、臧克家、曹禺等老一辈文学家的衷心支持，更引发了整个文学界的广泛共鸣。冰心在《闲话我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中塑造了一个让人亲近的文学馆形象，对作家来说这里仿佛就是一个“可以随时笑嘻嘻地来了”的朋友：“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由中国作家协会负责筹建的……文学馆的工作人员中，还有我好友老舍的儿子舒乙，一个电话，他就笑嘻嘻地来了。”

1981年4月2日，曹禺在《人民日报》发表《致巴金——响应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一文，他深情写道：“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实在是一项值得我们用心去做的事。它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让我们更加地认识自己。”曹禺的呼吁，代表了当时文学界同仁的共同心声。唐弢在《回忆是为了前瞻》中进一步强调：“只有真正尊重自己文化历史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祖国，懂得向前看。”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不仅为现代文学馆的筹建提供了理论支持，更激发了社会各界对文学事业的关注与参与。

1981年10月13日，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建立为现代文学馆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孔罗荪担任主任委员，巴金、冰心、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张僖等文学大家积极参与其中，他们或捐赠手稿，或撰写文章，或奔走呼吁，为文学馆的筹建倾注了满腔热忱。周而复在《一个迫切的倡议》中恳切地写道：“中国现代文学馆早就该办了，茅盾同志在病床上听到你的建议也十分赞成。”萧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皆大欢喜——为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而作》后，写信向巴金报告：“我在不遗余力地为现代文学馆当鼓吹手。除了交出自己的东西，我还在动员冰心、文井、柳杞等老友，都来‘交资料’。”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贯穿了文学馆筹建的全过程。在资料征集方面，各地分会、有关单位以及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纷纷伸出援手，许多作家主动寄来捐款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刊物，为充实文学馆的馆藏贡献自己的力量。孙犁在《芸斋琐谈》中谈到了自己对现代文学馆的信任：“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保存得好些。”

我们看到的这份珍贵文献是筹委会正式成立两个月后起草的一份报告，清晰地介绍、梳理了前期筹备工作概要，将作家们的热情和信任落实在一个个的具体任务中。报告明确“中国现代文学馆具有国家档案馆的性质，它将逐步建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和若干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资料、研究中心。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教育，帮助文学青年以及加强国际文学交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报告还规划了现代文学馆藏品的时限要求、藏品种类、工作范围，并确定筹委会是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领导下工作。1982年的工作计划和文学馆的编制、经费等问题都在逐步探讨确定中。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现代文学馆建设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孔罗荪在《一项重要的文学建设》中强调：“巴金同志深信文学馆的建立一定会得到全国作家的支持，他认为这是作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也一定会全力来支持它的建立。”臧克家在《建个文学馆，好！》中更是直抒胸臆：“过去我常常想，首都有中国美术馆，美术家们的作品，经常展出与群众见面，作家们有个这样的‘馆’，该多好呵。”

党中央重视：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1981年3月12日，巴金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在《人民日报》发表；4月，国家档案局围绕巴金倡议编发《档案工作情况》，在按语中强调指出：“文学作品的手稿和有关材料，是国家文学艺术事业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文学家、作家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国文学以至文化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是我国人民的一项宝贵财富，是发展我国文学和文化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些档案资料应该由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他们认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非常必要的，希望中国现代文学馆早日建成，并愿意尽力协助；4月20日，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一致决定向中央提出建馆请示报告；5月，由作协党组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不到两个月后的6月16日，中央宣传部复文批准，同意由作协负责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现代文学馆建设的关切与重视。

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同志亲切接见巴金，在谈话中对现代文学馆的筹建工作表达了极大的关怀。他与巴金深入交流，认真倾听关于文学馆建设的想法与诉求，对文学馆的未来发展给予了殷切期望。1982年1月13日孔罗荪在给巴金的信中汇报：“现在是领导上十分重视，除了胡耀邦同志、习仲勋同志、乔木同志外，冯文彬同志也很重视。”

馆舍选址是现代文学馆筹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1982年4月，在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北京市批准将万寿寺西院移交给现代文学馆作为临时馆址，为文学馆的筹建解决了场地这一关键难题，推动筹建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在万寿寺西院成立，胡乔木等同志出席成立会并为筹建处挂牌，对交接问题做出明确指示。

1983年春，财政部拨款150万元用于修缮馆舍和购置基本设备，这笔资金为文学馆的基础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确保筹建工作能够顺利推进。

在筹建过程中，从规划论证到选址建设，从资源协调到资金保障，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为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国家级文化设施的顺利落成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充分体现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高瞻远瞩和长远规划。

第一代筹建者付出：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工作的推进，凝结着第一代建设者开阔的文化视野与筚路蓝缕的奉献精神。1981年12月17日筹备委员会制定的这份《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工作情况汇报》，字里行间浸透着紧迫感与使命感。文件中特别强调“抢救”文学资料的迫切性——彼时茅盾、叶圣陶等文坛耆宿已年逾八旬，丁玲、曹禺等作家手稿很多散落民间，就像巴金在《随想录》中写的那样：“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这种焦虑感和责任感，成为推动筹建工作的内在动力。

筹备委员会主任孔罗荪曾在工作笔记中记录：1982年12月他与李枫等成员赴日本考察文学馆建设，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塞满东京大学图书馆、日本近代文学馆的资料。他们白天实地考察防火防潮设施，夜间伏案整理分析建馆资金的来源。归国后提交的《日本文学馆考察汇报》中，特别标注了举办文学展览与建设资料中心并提供复制出版服务的重要意义，这些建议后来成为文学馆运行的核心准则。这些兢兢业业的建设者们心中的梦想不仅仅是要建一座存放资料的仓库，而是要打造能传世的文化基因库。

资料征集是文学馆筹建的核心工作，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在那个交通和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资料散落各地，征集工作犹如大海捞针。但每一页泛黄的稿纸，都是文学史的活化石，大家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全国各地，也与众多作家及其家属建立了紧密联系。

1983年黄裳受巴金嘱托来到万寿寺，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困难重重的艰辛场面：“李枫同志后来也赶了来给以指导、说明。工作是艰难的。地处西郊，交通不便；生活设施几乎全无。因为是古文物建筑，按规定在寺的周围若干米之内不得建造取暖的锅炉房，殿里更不能生火。北京的冬天，在这四面透风的大殿里办公就先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经费问题是文学馆筹建过程中绕不开的难题。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有限，文学馆的筹建经费十分紧张。每一笔资金都需要精打细算，从购买办公桌椅到修缮馆舍，筹建者们都要反复权衡利弊。在馆舍修缮过程中，万寿寺西院作为临时馆址，其建筑结构复杂，修缮难度大。筹建者们为了节省经费，亲自参与修缮方案的制定，与建筑工人一起讨论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他们四处寻找价格合理的建筑材料，与供应商讨价还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用有限的资金完成了馆舍的修缮工作，为文学馆的顺利开馆提供了保障。

1985年1月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宣告成立；3月26日，开馆典礼在万寿寺西院隆重举行。这一刻，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期望，也寄托着对未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切期许。这份筹委会文件真实记录着文学事业发展的厚重历史，字里行间浸透着前辈们披荆斩棘、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