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尚恩

4月12日，“新大众文艺：时代脉搏与文艺新变”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基地）、《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出席并致辞。曾军、刘旭光、王光东、张永禄等主办方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专家与会研讨。

吴义勤在致辞中表示，新大众文艺的涌现，承接了现代以来的文学传统，是科技赋能文学的标志、文学民主化的标志，也是文学生活更为丰富多元的标志、时代的创造活力被充分激活的标志。新大众文艺对文艺生态的颠覆是全链条的，面对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注重自身文学观念的调整。技术革新带来文艺创作的广阔空间和崭新可能，传统的文学观念、审美方式受到挑战，批评方式、评价体系需要及时更新。我们要及时关注新大众文艺崛起过程中展现出的未来可能性，譬如文艺新形态的涌现、艺术门类的融合发展、文学的跨界破圈等，同时也要积极应对这一系列新变带来的挑战，比如人机协作带来的主体性问题、原创性与版权问题、伦理导向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等。要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创新创造的活力和热情，引领创作者在创作中融入现实关切和时代经验，以真实质朴的视角展现新时代的精神风貌，让文艺真正成为人民生活的精神镜像。

文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公众生活

江苏省评协主席汪政谈到，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个体，或多或少地借助艺术与社会或他人产生联系。身份各异的人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文艺生态圈，催生了众声喧哗的文艺时代。对社会的关切和对公共生活介入的热望，使得许多看上去与文艺无关的人士纷纷加入艺术创作的队伍，文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公众生活。

《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表示，素人写作对于真实感、在场感和介入的追求，以自反性的方式超越了纯文学的审美惯性，从而建构出一种粗粝的、深度写实的、具有强烈现实感冲击的文学品质。从代言式的写作到人人都能写作，文学开始更加关注普通人讲述故事的能力，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也因此得以重新显现。吸引现代读者的，不是写作者们的技巧，而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本身就镌刻着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贵良谈到，“五四”以来，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不断向大众靠近的趋势。与此同时，人民大众逐渐从识字发展到学会表达，并不断介入文学创作领域。当下人工智能创作不断涌现，但这些AI作品还是缺少一种具象的、有质感的生活气息，而这恰恰是很多“素人”诗歌的珍贵之处。因此，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使命是，“重新召回文学的本真，崭新打开属己的生活，用新的语言表达生活的广阔与质感”。

《文艺研究》副主编李松睿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文艺接受者的审美水平有了巨幅提升。创作者与接受者之前存在的文化落差，现在几乎不存在了。读者与观众的文化素养、鉴赏能力已经不输于专业的作家、艺术家，甚至很多人从接受者变成了创作者。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提醒我们，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要不断敞开，活跃在读者的积极反馈之中。这是催生时代经典的基本前提。

“新”与“旧”、“常”与“变”之间的辩证法

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谈到，媒介之变催生文艺形态与文艺生态之变，进而倒逼文艺评论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很多受过学院训练的批评家对新的文艺现场进行发言时，有时候显得很迂腐，总爱套上一些理论、一些方法，“就像包饺子，皮很厚，馅很少，咬了好几口都咬不到馅”。这样的文章在互联网平台上，又有多少人爱看呢？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我们需要对批评对象、批评主体、批评形态、批评标准等进行重新审视，真正激活文艺批评的阐释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方喜说，大众文艺因新人工智能而新。新人工智能终结的不是文艺本身，而是文艺不平等等状况。它意味着平等而且自由的大众文艺的全面“上升”。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自主写作的终结，即使更新、更高明的模型出现，也不可能所有人都用大模型来写作。“如果一个朋友给我写50字的生日祝福语都要依靠AI来写，我会和他绝交。未来肯定是各种形态的文学创作并存。”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辉谈到，新大众文艺的“新”，当然是相对于“旧”而言，但我们不应以割裂的态度去谈论这种新旧变化。以陕西戏曲为例，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当下，每个时期的艺术家都在探索戏曲的现代转化，使其内容更加关联时代的总体性议题，同时不断尝试新的表演方式、使用新的传播媒介。这其中蕴含着艺术发展的“常”与“变”，需要我们从这种辩证法中总结出艺术的发展规律。

上海大学教授谭旭东认为，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文学性从纸质作品中溢出，成为跨媒介存在的景观。由此，文学作品不仅是个体阅读的对象，而且还通过多媒介转化实现跨界破圈，成为具有公共性的文化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也实现了文化的增值、审美的增值。

强化对新大众文艺的理论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玮认为，大众文艺因技术驱动而产生诸多新变，从网络文学到网络视听，来自各行各业的“草根”创作者加入其中，带来创作风貌的多样化。庞大的用户群体在阅读和观看的过程中，既关注作品的内容，也享受彼此参与、陪伴带来的情感交互。这些作品转向类型化叙事，人物塑造注重“人设”，呈现出互文化、数据化写作的趋向。此外，互联网打破文学、影视、动漫、游戏间的壁垒，各媒介开始共享叙事元素和叙事结构。

上海大学副教授朱羽谈到，当我们谈论一个概念的时候，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坐标系，谈论新大众文艺亦是如此。新大众文艺的建构和命名，隐含着命名者对现实之变、技术之变和时代远景的关注。在这之中，我们尤其需要关注文艺如何发挥其“受感致动”的作用，即文艺如何影响受众的身心力量，进而引发相应的实践活动。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助理教授吉云飞说，新大众文艺是一个很有生产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现实对象蕴藏着巨大能量。它牵扯到很多的话题、命题，能够让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坐在一起，并产生交流的欲望，进而建立起某种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把钥匙，一把打通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文艺的钥匙。

上海大学讲师王玮旭谈到，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很多人都提到了诗歌。新媒介的确让诗歌获得了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不仅体现为诗歌传播范围的扩大，还体现在诗歌文本内部的新变上。比如在互联网上，大家通过“回复/仿写”“融梗”“歌谣化”等手段，推动了诗歌形式的网络化，而这种形式本身内蕴着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