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石定

本世纪初，我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两种考据学图书，一种由傅杰先生主编，一种由王子今先生主编。傅杰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大16开，分上下册，于2001年出版；王子今先生主编的《趣味考据》，小16开，分一、二、三集，分别于2003年、2005年、2007年出版。后出版过《趣味考据》（四），由彼时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张杰先生著，属于专题考，与王先生编的大相径庭，此不赘述，略过。

根据DeepSeek的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与《趣味考据》代表了考据学的两种面向：前者是20世纪学术成果的系统梳理，后者则是考据学大众化的创新尝试。两者均以扎实的文献为基础，但前者服务于专业研究，后者致力于文化普及，共同推动考据学在当代的多元发展。对读者而言，若需深入学术研究，可优先参考《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若希望以轻松方式了解历史细节，《趣味考据》系列更为适宜”。

而豆包说《趣味考据》（一）“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的基础上，对考据学成果的另一种方式的总结。其选取的文章尽量避免繁琐冗长，考证内容贴近生活，语言生动，力求知识化、趣味化，让读者通过对衣食住行等常识背后隐藏文化的认识，提升对生活的感受，发现生活中的趣味”。

这两个说法，不仅切合这两种书的风格，也体现了我策划的初衷。从出版时间看，二书与最初策划愿望则刚好相反。

记得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为编辑出版《姜亮夫全集》，认识了做《全集》整理工作的傅杰先生（其他还有柴剑虹先生、虞万里先生、昝亮先生等）。傅先生彼时任职复旦大学，教学之余，经常做一些图书策划，在京、沪一些出版社出版，影响较大。其从姜亮夫、王元化先生问学有年，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并且有独到的判断力，所选编文章，往往独具只眼，如其选编《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学苑英华”丛书之一种，1999年1月出版）受到余英时先生高度评价：“严格地说，这册书一半是我的，另一半是傅先生的。他在阅读和剪裁的过程中自然具有内心的权衡。因此在定名方面，他比我更有权威性。”“这在我的出版作品中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在交往中，傅杰先生说，出版要做得好，优质作者资源最重要，并叫我盯着两个人：周振鹤先生、辛德勇先生，认为他们手中有好货、或者将来会有好货。并说周先生经常悄悄在各种民间和古玩市场转悠，收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不急于写成文章，怕引起大家关注，影响以后收购。可惜的是，我没去盯二位先生，但却盯住了傅杰先生本人。

那个时期，读者喜欢文史知识类出版物，如何另辟蹊径，做出有点厚度但又具有趣味性、知识性的图书呢？我突发奇想，短小精悍的小考据，不正好体现这一特点吗？不仅如此，这些小考据，还可让读者在获取小知识时，也了解作者的大学问，并且还可窥见传统学术研究的门径。这种图书，避免了一般知识类读物只见结论未见源流的缺陷，同时以对实证研究的关切纠正一段时间流行的空疏的概念到概念的学术时弊。此念起，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并坚信市场反响一定不错。于是拟一书名曰《趣味考据》，电话就教傅杰先生，并期望他来做选编工作。没想到傅杰先生一口拒绝，他认为现在他不喜欢编此类闲书，但他在拒绝的同时说了另外一个想法，20世纪有很多重要的考据文章，有的一篇文章直接推动了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迈上新台阶，他觉得把这样重要的考据文章编辑成册，意义更加重大。我想这也不错，于是请他按照他的想法选编——最后形成了《二十中国世纪文史考据文录》。后他又主编了“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丛书收录王国维、章太炎、余嘉锡、吕思勉、胡厚宣、张舜徽等经典著作。

但《趣味考据》仍不能放弃。而谁合适来做选编工作呢？思来想去想到了王子今先生。与王子今先生相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那时北京图书订货会举办场地在中央党校。借参加图书订货会之机，通过马小军先生介绍，认识了当时中央党校的一批青年学者，其中有王子今、李晓兵、廖小鸿、张文等，于是与他有了过从交往。致电王子今先生说明情况，他认为这个想法很好，并一口答应。于是有了《趣味考据》系列。

受当时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古籍配图风气的影响，我们在装帧设计上下了番功夫。为了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插图，在选稿过程中，就要求作者提供配图，如有欠缺或不够理想的，我想尽办法搜罗做补充。当然，扬之水先生、孙机先生、杨泓先生、彭卫先生等文章插图不用担心，每篇都既多且精。甚至我认为已经满意的，扬之水先生收到样书后还来信说我们“制作不精”。因当时流行轻型纸，我们用了蒙肯纸印刷，与胶版纸比较，因材质粗糙，印图自然达不到精细标准。其实古朴和粗糙是我想尝试的另外一种装帧设计风格，并期望给读者另外一种视觉感受。为这，稍稍牺牲一下图片精致感也是可以原谅的；并且，《趣味考据》（二）的封面用纸，我直接用牛皮纸，让它更具沧桑感。不过，读者不是很接受，到出版（三）时又回到（一）的风格，只是比（一）更书卷气一些。

《趣味考据》（一）出版后，果如所料，市场反应不错，重印了两次，共发行了13000余册，这对于我是一种鼓励，于是我们接着推出了《趣味考据》（二）和《趣味考据》（三）。

那个时候，责任编辑对于自己的书要负的责任比较多。比如，开稿费。需到财务取出现金，分别邮寄给作者。因汇编图书所收文章较多，对应的作者也较多。整本书稿费开出后，要根据文章字数分解到约50余位作者头上，然后按照不同的地址寄出并且等候收到签字回复，才算完事。这是一件多么费精神的事！不过当时不觉其烦，但觉其乐。

当然，作者授权也较麻烦，要找到所有著作权拥有人比较难，但王子今先生（包括傅杰先生）工作细致，基本得到了所有授权，即使作者已经去世多年，他也想方设法找到作者后人，取得授权。然而，仍然发生过一些不愉快。比如王利器先生的一篇文章，虽然他的一个后人已经授权，但另外一个后人说他不知道，并且要诉诸法律解决。我只能与他不断沟通，并达成和解，以再开一笔稿费给他了事。因此事，我耿耿于怀，并腹诽了一阵子——虽然我也承认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因了这两种书，刺激了我对古人日常生活了解的欲望，我想除了正史里的那些正事，古人也要吃喝拉撒，也要吹拉弹唱，也会干点闲事、甚至烂事，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一定很好玩，并且更真实和更常态化。于是为了还原古代人的日常生活，我找到了扬州学者韦明铧先生出版了《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国古代时尚文化》《闲敲棋子落灯花——中国古代游戏文化》，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赵连赏先生主持出版了《中国古代居住图典》（杨鸿勋著）、《中国古代交通图典》（郑若葵著）、《中国古代服饰图典》（赵连赏著），其中还有一本《中国古代饮食图典》，初稿已经写成，但作者电脑被偷，没有备份，作者也不想重写而作罢，以及《中国文物图案造型考释·瓷器》（杨俊艳著）、《中国文物图案造型考释·织绣》（王淑珍、刘远洋著）等，这些书都体现了我一以贯之的做书追求：以趣味赋学问，以图片破冷文。在那个读图市场悄然兴起的时代，在那个好谈掌故的时代，这些图书市场反应还算不错，没有让我、或参与编辑的同志背上经济负担。

通过出版这两种考据图书，收获的一点小心得：找对作者，一本书就成功了一大半；一本图书成功了，可汇集一批优质的作者；一本书，还可深耕为一类书，并形成一个品牌；对图书的价值要有精准判断和定位。如果这个判断不清晰，就跟着你的爱好走，做你喜欢的书即可。你要相信你喜欢了，肯定有一群人也会喜欢。一群人喜欢了，就形成一个小市场。所谓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都可达成。后主持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些项目获得国家基金支持、入选国家出版规划、获得国家荣誉，在挑选项目申报过程中，延展了我的这一判断力。虽然当下的出版，已经远远超越了很多已有的经验。这一点碎屑，不值一提。但因它记录着一小段人生，一小段书业状况，尚存一点历史的价值。

做书，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只要你用心用情，所有下的狠劲都不是蛮力。即便跟风，也能跟出智慧，分得趋势下的一小杯残羹冷炙。

出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对于喜欢读书的人，尤其如此。做你想读的书，又可活得不差，不亦快哉！

（作者系云南出版集团出版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