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妈妈小时候，她的妈妈就去世了，所以我没见过外婆，羡慕所有被外婆宠坏了的小孩，迷恋有关外婆的歌谣、传说，比如《外婆的澎湖湾》。对我来说，外婆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或者角色，而是一种渴慕、依恋、怀想，一个能够把慈祥、宽厚、温柔、忍耐等涵义都包纳于其中的象征性符号，这个符号因为它的令人绝望的无法实现性而显得格外神奇——越是不可能拥有就越是神奇，神奇到我甚至不敢想象：假如我真的拥有一个外婆？

现在，我读到了赵挺的“外婆系列”，我关于外婆的想象都在这里得到实现和满足，我如果有幸见过外婆的话，她应该就是赵挺所描写的样子。赵挺写出了他的外婆，也写出了我所想象的我的外婆，他写的是一个作为所有迷路小孩心中的永恒乐园的外婆。2019年的《外婆的英雄世界》还不能满足我找到失去的外婆的渴望，因为它拘泥于赵挺自己的经验，跟我的世界隔了好几层。这里的“外婆说”总是被“我说”所激发，外婆的目光总是追随、抚慰着单身、失业的“我”，“我”渴望仗剑走天涯却又发现天涯的任一个角落都不是自己的家，“我”有多零余，跟世界有多格格不入，外婆就有多温暖、辉煌，她简直就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艺术家”。2023年的《外婆的小吃店》的第一篇《世上最好吃的冰糖红烧肉》是这样开头的：“外婆从菜场买来了最好的五花肉，准备了最齐全的料，发誓一定要做一顿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冰糖红烧肉。”一连三个“最”字彰显出赵挺的决心、野心，他不要再写一个人的外婆。于是，“我”从外婆目光的绝对焦点，变为外婆故事的见证人，想象出必须叠加一个又一个“最”字才能靠近、才能形容的乐园一样的外婆。这样的外婆当然不具备现实性，就好比乐园从来不存在于此岸。不过，正是并不存在的乐园始终向世人散发着无尽的光辉，只有想象中的外婆才能擦去所有泪水，缠裹每一道伤口，原谅一切说出以及说不出的罪孽，在她这里，大家不过是迷路的小孩，就连小偷都不是贼，而是一个“饿了的人”。文章结尾，外婆走进小吃店，关掉灯，“就像一场旧剧本落幕”。这里的落幕不是终止，而是封存：把想象中的外婆封存进想象中，时间“还”停留在那个时刻，奖状“还”挂在老地方，外婆和她的故事“仿佛”永远不会落幕。对于自己的永恒性，外婆早有体悟，她对“我”说：“我不会老，不会变，依旧是你的外婆。”

因此我认为，书写赵挺一个人的外婆的《外婆的英雄世界》是散文，塑造出乐园一样的外婆的《外婆的小吃店》则是小说。赵挺的“外婆系列”从纪实走向了虚构，从实然走向应然，从一己走向广大，他的天地一下子辽阔了，他飞起来，飞到了每一个迷路小孩的案头和心中。当然，我们可以指责乐园一样的外婆和她的小吃店不过是一则成年人的童话，单薄、飘渺了些。《温暖的“重生”之门》中，少年的“我”一直坚信外婆有超能力，反问老刘的老婆：“积善不算是超能力吗？”以积善为超能力的外婆引领无数的迷路小孩找到回家的路但并不具备现实性。其实，乐园从来不必抵达，而是用来怀想的，就在对于乐园的怀想中，现世所有的不平和创痛都可以忍受，都是能够蹚过去的。不平和创痛甚至是珍贵的，因为它们一起组构成一条独特的、属于我一个人的路，这条路通往乐园，在那里，每一个疲惫的灵魂都可以得到休憩。这样的乐园看起来完满，根子里却连通着苦，因为它是要让每一种苦都能够熬过的，这就是乐园的辩证法。“天使”一样的外婆不必是现实的，好像回一趟老家、拨一通电话就能见到、听到。外婆和她的小吃店诞生于虚构，栖居于我们的怀想，就在对于外婆和她的小吃店的怀想中，每一种残缺都得到了抚慰。残缺甚至是珍贵的，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残缺，都是属于我的，就在抵抗残缺的过程中，我走出一个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因为有外婆和她端出来的热气腾腾的包子的抚慰，从来不会真正的孤单。《小团圆》说到“痛苦之浴”，那些兽物不管多么疼痛，都要浸泡出一个人形。张爱玲的意思是，人生大抵残缺，但再残缺的人生也还是好的，因为它是我的，它是我唯一可以死死攥住的东西。

我想，每一个残缺的我，都需要一个外婆和她的小吃店。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