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行旅”是解密谢健健诗歌的关键。其诗歌创作深刻地融合现代经验与古典美学，赋予传统文化意蕴以新的生命力与表现形式。异乡作为身体流动与精神跨越的场域，承载着诗人在行旅过程中的身份探索与精神反思。他从历史与文化之维开掘诗歌的多重面向，形成开阔深远的创作路径。

谢健健的诗歌将传统文化符号嵌入现代都市景观，构成古典美学与现代情境并置的张力，实现对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对话。他对古典的审美中，渴望一种崭新的力量：“一年又一年，我活在回忆的复调中，/往返水乡如湿漉漉的幽灵，我是/缠绕木剑的水草，等候刻舟的旅人”（《迎恩门水街》），诗人将江南水乡的地理空间与刻舟求剑的古代典故相融合，表达个体对文化记忆的追寻。“酒旗摇曳的已是千年后的秋风”（《迎恩门水街》），通过“秋风”意象，将时间从古代流转至现代，捕捉历史意识在现代语境中的幽微回响。“再暗一些，城门楼就会回到南宋，/不断南迁，烽火传递的范围愈发缩小”（《迎恩门水街》），诗歌中缠绕交错的时空意识呈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交织。然而，他并非纯然地承袭古典诗学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融入现代性经验。“古典、贴切天气的名字，/躲进它的招牌，就能获得/民谣和摇滚音响的庇护。”（《在西江夜雨酒吧》）“西江夜雨”这一古典意象与“酒吧”“摇滚”“民谣”等现代流行元素并置，打破传统意蕴与现代潮流之间的界限，为古典美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另一方面，谢健健对古典美学的洞见亦流露出反思意识。现代语境催发与衍生的“古典”，即为“仿古”。“越到现代，物件仿古的痕迹就越重”（《迎恩门水街》）“仿古”并非精确复原出传统文化形态，而是保留一种象征性的、被加工和改造过的传统风格。时人通过仿古的方式来寻求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而这种具有补偿意味的行径亦恰恰反映出某种精神文化的焦虑。“景观灯下拍照的女人，被宋制汉服/凸显身量，依稀犹存几分阿青的剑舞。”（《迎恩门水街》）穿着“宋制汉服”在“景观灯下拍照”，这一图景乃现实生活“仿古”的过程。诗歌情节中的“拍照”行为具有设计性质与加工特征，揭示个体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通过影像对自我形象进行塑造与展示，从而使得“真实”不再是一个稳定、单一的概念，而是成为一种解构的产物。“宋制汉服”是典型的传统文化符号，而“景观灯”则是商业消费与人造科技的象征，二者在诗歌中并置结合，阐释现代生活如何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吸纳与运用，从而使其在现代语境中被赋予新的意义功能。

异乡不仅是地理空间，同时亦是文化、情感和精神的流动场域。谢健健的诗歌常涉及地理上的行旅与迁徙，构建起具有个人生命体验性质的文学地图。《从马尔康到壤塘》一诗通过“列车”“哈达”“风俗画”等意象构造异乡景观，以“行驶在317国道”的叙述视角，勾勒诗人在旅途中的流动状态——不仅是物理层面的身体移动，更是精神层面的探索跨越。“离家远行让我实现维度的变幻，/握住眼前，卓玛画师陶瓷般的双手”，“握住”这一动作暗示着个体与异乡之间的情感联结及异乡对个体的精神接纳。在《高原上的灯塔》中，诗人写道：“我所叛离的，南辕北辙回到我身边。/我静默于生活，这偶尔明亮的色彩。”从“叛离”到“回到身边”，反映出一种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诗人一方面试图在异乡寻找新的自我，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自己原有的文化根基和情感维度，“静默”和“明亮的色彩”暗示精神与情感流动过程中的某种回归、和解。在《青田，侨乡》诗作中，诗人摹写作为侨乡的青田：“我知道一座涌动向境外的小城，/流向西班牙，或是佛罗伦萨，/将哥特风格的建筑带回山区”，通过描绘全球化背景下青田侨民的生存状态，进而体现侨民在迁徙过程中对原乡的情感依赖与文化归属。

《中壤塘，吉祥多门塔》一诗通过对多门塔的细致剖析，呈现由外在景观到内在精神的递进过程，外在的物理空间逐渐转化为内心世界的镜像。“门洞”作为空间的符号，在此诗中不仅表现为媒介通道，更象征着人生的选择与身份的过渡状态。诗人通过对“吉祥多门塔”的观照，体悟个体在命运的多元可能性中通过不断的选择与适应，从而进行自我的身份建构，即“我：我领受生活所有的门和可能”。在诗人的创作中，异乡的流动不仅仅是身体环境的更替，更是精神的变迁与跨越。由此，谢健健的异乡诗歌书写具备了思想的向度。

谢健健的诗歌创作并不局限于个体经验的范畴，而是放置于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关注历史伦理、文化记忆等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触及修辞之外，更具内核的精神之物。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