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剧《画网巾先生》讲述了乱世遭逢之际，一个呆憨书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偏执之举，再现了历史缝隙中的文人风骨。该剧的故事并不复杂，而最令人称道之处，恰恰是在这并不复杂的情节背后，对人心人性深刻而独特的戏剧性描摹，这使得“书生”这一形象突破了同类题材的人物塑造范式，以鲜活的姿态闪耀于舞台之上。
被称为“癫生”的书生，以癫顽憨呆闻名，不谙世事，常受人欺，生活起居全靠年长几岁的妻子照料。但他的独立人格和文化坚守，却超越了世俗，令人慨叹。网巾是明代成年男子用来束发的网状头巾，在朝代更迭之际，它不仅是简单的头饰，更成为一个朝代冠服制度的象征。作品从三个层面对癫生这种“不合时宜”与“逆时而上”的行为，做出了富有内在逻辑的交代和开掘。这既是全剧的内核和戏眼，也是其震撼人心的缘由。
第一层面，是“癫生”对身处时代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天下大势，浩浩荡荡，东流而去，清朝代明而兴本是时势使然。“癫生”自己也清楚明朝无道、贪腐成风、自毁人才，早就气数已尽。他痛恨明朝的腐败与上层士大夫的沦落，却始终深爱着头上的网巾、不忍割舍。第二层面，是“癫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明朝灭亡之际，多数人选择听任金瓯残破、衣冠委地，就连当地知县也已降清。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疯癫”书生，他要守住自身尊严，唯一能做的便是护住头上的网巾。“纵是国破山河在，岂能丢弃旧衣冠”，网巾俨然成了他心中最后的底线；“国纵亡来心不亡”，则道尽了他的执念。这样的选择，无异于以卵击石，结局早已注定。第三层面，是“癫生”任凭乱世飘摇，心中自有恒常。正如剧中所唱：“我朝衣有规矩冠有度，五常六艺在中央。经纬交织仁与义，内蕴礼制与纲常。”他不识时务、不肯改服易冠，皆因读书人抛不下文物典章，不愿身辱名辱、经亡史亡，终究是舍不下网巾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涵。全剧从小人物视角折射出大历史观：以一个看似软弱的书生“戴网巾、画网巾”的行为，展现他在时代剧烈动荡中的清醒认知与行为取舍，承载起舍身成仁的千秋节义。
如何看待改朝换代之际有人随波逐流、有人殉国、有人沉默、有人逃避？这出戏给出了回答：“我认我朝，我从我道，虽死不悔。”传统文人最看重的是气节，那是读书人“士”之精神的投影。山河虽破，斯文犹在。剧中书生的疯癫只是表象，坚守才是根本——他并非与时代大势抗衡，只是放不下心中的家国情怀与文化典章。全剧以“网巾”为桥引，在特定时空与情境中，将主角“癫生”的悲剧命运推向极致，通过幽微的人性挣扎，展现了乱世飘摇之际底层士子对民族文化和气节的信仰与坚守。该剧独到的意义和贡献，在于刻画了一个有别于以往英雄人物的底层读书人形象：风骨高洁，傲世独立，生动印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慷慨胆魄与价值遵循。
“网巾”是全剧的核心。围绕戴网巾、织网巾、画网巾的情节，人物形象得以升华：癫生的性格与价值取舍，虽与世俗格格不入却怀家国大义，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夫妻感情也在其中逐步推进，癫生与妻子的几番生离死别，构成催人泪下的情感碰撞。癫生在文庙挨打、网巾被撕破后，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央求妻子帮他把网巾补上。妻子用自己的青丝为他织了一副新网巾，癫生欣喜异常。逃难路上网巾丢失，他舍命返回寻找，不幸与妻子失散。在狱中，他在头上自画网巾时唱道：“这一竖中锋篆籀出浑厚，用笔平稳倍均匀。这一横师法欧楷险藏蕴，望而生畏崖千寻。又一竖技法秀逸含灵气，无限好山都上心。”这段沉郁婉转的唱词，将主人公“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心气尽情勾描。演员以庄重与柔情兼具的表演深化了情节，层层递进地展现出底层文人视死如归的心路历程。家国之爱与世俗之情交织，拓宽了戏曲的情感弹性空间，赋予作品厚重的人文意蕴。
该剧依据明末遗民“画网巾”明志、宁死不屈的史料创编而成。这段被史页寥寥记载的故事，在闽剧中得以血肉丰满地重生。剧中所写并非“一器之微”，而是附着其上的文化之魂。该剧将个体命运嵌入家国之变，既有慷慨悲歌，也见人性微光。全剧通过网巾串联起形形色色的末世人物：似疯非癫的书生、贤惠凄苦的严氏、表面事清却内怀忧戚的总兵王之纲、迂腐沉沦却良心未泯的知县江申来、卑劣的清军守将池凤阳、虽懵懂却勇于蹈义的僮儿等。他们的人生选择折射出乱世沧桑，勾勒出易代之际的芸芸众生相。
其中，总兵王之纲与癫生构成一对矛盾又惺惺相惜的命运共同体——两人都痛恨明末腐败，癫生选择做文化卫道士，王之纲则投靠新朝，寄望于改天换地的功业。二人在光泽古寺的对手戏尤为精彩：王之纲表面搜捕不肯剃发改服的遗民，却对癫生心存怜悯，更钦佩其坚韧志节，最终甚至抓捕了凌辱癫生一家的池凤阳。江申来从剧初号召众人辞庙，到尾声削发为僧、自我反省，人生轨迹的转变揭示出深刻的人性蕴涵与文人气节的感染力。
闽剧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绎的戏曲剧种，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画网巾先生》在保留闽剧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赋予古老剧种当下新表达。舞台呈现以“极简”的东方美学形成气象万千的瞬间变化，写实与写意、虚拟与现实交融，简洁轻盈中透着朴拙与诗意。一方白绢、几笔丹青，便描尽山河破碎下的文人傲骨。唱腔设计保留“逗腔”“江湖调”等闽剧精髓，又融入现代音乐语汇，旧中见新、新中有根，不同人物的个性化音乐形象清晰可感。人物身段造型突破传统程式，将“执笔舞墨”“勾画网巾”等新创动作融入剧种程式与肢体语言，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福州方言俚语、民间音乐元素的融入，则强化了地域文化标识。
该剧重新激活了一段难能可贵的历史记忆，其价值不仅在于再现历史故事，更在于从中华文明根脉中寻找人物行为的起点与归处，以传统艺术形式叩问永恒的人文命题。在文化自觉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这种对民族文化题旨凝重而灵动的表达，以及对历史和命运的深刻思考，既构成时代对士大夫精神与赤子精魂的强烈呼唤与价值托举，也为戏曲舞台的题材与形式拓展提供了新实践。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