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兵的文学启蒙始于贫瘠岁月里的“杂食阅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海固的乡村还很穷困，学校图书馆的书少得可怜，同学们传阅的多是卷了边、没封面的旧书。他不分类型，“有啥看啥”，武侠小说、《读者》《青年文摘》，还有偶尔接触到的《飘》《巴黎圣母院》《简·爱》等名著。那时的阅读没有明确的目的，更没想过要搞文学创作，只是单纯地喜欢文字带来的世界。

2017年，宁夏红寺堡修高速公路时，曹兵住进了由报废大客车改装的移动宿舍——拆掉座椅，铺上床铺，十几个人挤在被铁皮包裹的空间里，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寒冷似冰窖。在这个狭窄、压抑、人员更替频繁的空间里，工友们为了生计麻木地奔忙，情感的交流近乎奢侈。后来被他反复写入诗中的“铁皮屋”，成了他创作的起点，也记录下他眼中最真实的生活切片：“铁皮屋里/老李头的床，换了个小伙子/在这里，我们都是没有表情的机器人/这些漂泊的人儿，已经放弃告别/而我还是悄悄记下这些/就像某一天，我也会走失/就像现在，我也需要/有一个人记起我。”这些诗歌作品精准地捕捉了铁皮屋的窒息感、工友们的疲惫疏离以及个体在庞大工程中被抹去痕迹的恐惧。

白天开压路机，疲于工作，晚上工友们打游戏、喝酒，排遣着同样的孤独与苦闷。而曹兵则选择了一个人躲在昏暗的灯光下，用三四百块钱买的山寨智能手机写诗。屏幕太小，就上下翻着写；没有单独的空间，就在大通铺的角落里偷偷记录。那些关于劳作、孤独与远方的句子，成了他对抗遗忘的方式和对生存最直接的抒情。这段日子里，他写的《铁皮屋》组诗入选深圳打工文学大赛，得了铜奖。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字被认可的力量，也让他意识到，那些浸透汗水的生活，是可以被写成诗的。

近年来，为了照顾父母，曹兵回到了彭阳县的农村老家，诗歌内容也从工地场景转向了农村。黄土、庄稼、村庄的日常，成了他新的创作素材。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我觉得一首好诗都没写出来，”他坦诚地说，“现在的诗和前期总有相似之处，像在自我重复，这让我有危机感。”为了突破瓶颈，他把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和写作上。打工时，他在旧书摊论斤买名著；回到家乡后，更是抓紧一切时间补课。陈先发、韩东的诗，赖特、奥利弗的自然书写，都是他反复研读的对象。他认为，素人写作不能只靠生活阅历，“要把阅历转化成文字，必须靠阅读提升”。在他看来，真诚比技巧更重要，“技巧再炫，看完就忘；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你经历过的那个瞬间”。

曹兵的创作态度近乎苛刻。即使写得不满意，也坚持每天动笔，“哪怕写了删，也不能中断”。他不相信“灵感枯竭”的说法：“真正的写作靠的是积累，不是等灵感。”这种自律，让他在《诗刊》等国家级刊物发表了作品，也让他的诗集得以出版——诗人马泽平将他的200多首诗推荐给太白文艺出版社，收录了从“铁皮屋”到乡村生活的完整轨迹。

曹兵深知自己是西海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这个曾诞生过辉煌文学的贫瘠之地，如今仍保留着阅读与写作的火种。“物质欲望不高，精神需求却很强烈”，他认为这是西海固文学的根基。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创作者多是像他这样的普通人，而非专业作家，“要振兴西海固文学，必须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再推出代表性人物”。他常拿东莞的素人写作作比：“东莞能快速推出温雄珍这样的作家，作品、宣传同步推进，我们缺的就是这种‘到人到作品’的力度。”他觉得，西海固文学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要让大家看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诗”。作为其中一员，他既自豪于文学是西海固“最响亮的名片”，又焦虑于缺乏突破性的作品和新人。

对曹兵而言，文学的意义简单而纯粹：“给我带来充实感。独处时不寂寞，甚至觉得时间不够用。”在村里人看来，这个整天抱着手机写作的人有些“奇怪”，常有人问他“写诗能挣多少钱”。他从不辩解，只是默默继续——对他来说，文字早已是对抗平庸、安顿精神的方式。

如今的曹兵，依然在黄土高原上耕作、阅读、写作。他不刷短视频，很少社交，把时间都留给了诗歌。面对未来，他没有宏大的计划，只希望“能写出一首真正的好诗”，打破自我重复的困境。他也期待西海固文学能涌现更多新人。

曹兵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用文字对抗平庸的历程，也是西海固文学坚韧生命力的缩影。他或许不是最有天赋的写作者，但他用阅读和坚持证明：文学从不在远方，而在每一个认真生活、认真书写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