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央视编导苏洋在微信公众号上读到我的一篇随笔，非常欣赏。于是，她邀请我为她即将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撰稿。这部纪录片是央视科教频道《地理中国》栏目制作的“百年地理大发现”系列之一，讲述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及其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故事。我自幼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加之曾担任《科幻世界》编辑，对科学及科幻著作的阅读从未间断。因此，我欣然接受了邀请。
提纲确定后的一天，苏洋带我来到中关村一栋极为普通的单元楼。在一套面积不足百平方米的居室里，我见到了一位面容清瘦、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便是竺可桢的儿子、年近九旬的竺安先生。退休前，竺安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其容貌与父亲颇有几分神似。
竺安先生用平缓的语调，为我们讲述了竺可桢的生平事迹。其中，自然少不了竺可桢领导的浙大西迁，当然也包括童年时期的竺安自己。先生打开抽屉，取出几本厚厚的相册，里面那些泛黄的黑白照片，几乎都出自他父亲之手。这些珍贵的影像，是那个逝去时代的恒久记忆，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证明。
为了给这部纪录片撰稿，我买回了重达二三十斤的《竺可桢全集》，重点研读了他数百万字的日记。其中，他在浙大西迁和贵州办学时期的经历，我读得最为仔细。阅读过程中，一个强烈的念头油然而生：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沿着浙大西迁之路重走一遍，写一篇关于这段历史的长文。
2017年3月，我从成都驱车出发，抵达贵州湄潭。次日清早，我便冒着淅淅沥沥的春雨，迫不及待走进了古老的湄潭文庙，它曾是浙大西迁时的校本部驻地，如今已改建为浙江大学西迁陈列馆。在湄潭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我踏访了县城及周边的多处浙大旧址：从湄潭县城到永兴镇，从文庙到万寿宫，从中央实验茶场到西来庵……为获取地方史料，我还专门前往湄潭县方志办，请工作人员找来县志及文史资料选辑，一一拍照留存。
这次寻访的4个月后，我再次驱车南下，目的地是广西宜州（旧名宜山）。与春日里细雨蒙蒙、柳丝轻扬的湄潭不同，宜州的夏天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潮湿而闷热。这座被戏称为“宜山宜水不宜人”的小城，也是浙大西迁的办学点。宜山时期的浙大校本部设在宜山文庙。事实上，绝大多数内迁高校几乎无一例外地进驻当地文庙，且多为校本部。这是因为，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建筑，文庙相对宽阔齐整。如今，宜山文庙旧址上新建了浙大西迁广场（又名文庙公园），广场雕塑下，几个不怕热的孩子正在嬉戏追逐。空气中热浪滚滚，不时传来几声枯燥的蝉鸣。宜州城外的标营也是浙大旧址，但其具体位置史料记载不一。次日，向多位老人打听后，我终于在一条两侧长满香蕉和木瓜的小路尽头找到了它，这里在20世纪60年代被改建为医院，80年代废弃，透过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能看到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
寻访归来，我开始动笔。2017年9月，《南方周末》用两个整版推出了我的长文《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发表后反响强烈，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多家报刊纷纷转载。媒体的转载与读者的热议，给了我极大鼓舞，我决定将大学内迁系列继续写下去，于是就有了《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这本书。
促使我持续书写这段历史的，正是其本身蕴含的非凡意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率先内迁。此后数年，从中国北方、东部迁往西南的大学数以十计，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流亡兴学”现象。炮火纷飞、世事迷茫之际，年轻的学子与拖家带口的教职员工，为了信念也为了生存，为了民族也为了个体，依依不舍作别熟悉的故土，踏上遥迢的迁徙之路。他们在异地他乡，以极为简单甚至简陋的方式，度过了一段漫长而峥嵘的岁月。这段承载着民族文脉延续与文化火种保存的壮阔历史，应该也值得被后人永远铭记。而我选择用文字去追寻和记录，正是希望能为这份铭记贡献一份力量。
继浙江大学后，我寻访的第二所内迁高校是武汉大学。在学者孙雁鸣兄的陪同下，我攀上乐山老城的制高点——老霄顶。站在山上，透过葳蕤草木可以望见急流拍岸的大渡河与河畔的乐山大佛。当年，老霄顶上建有武大礼堂，礼堂下方的文庙则是武大总部与主校区。岁月涤荡中，当年的旧址旧迹虽已模糊，但那段历史却依旧生动清晰。
从2017年开始，此后8年间，为记录这些内迁大学的往事，我在多个省市往返奔波……山河万里，风霜以行；岁月往事，常令我中宵跂立。还记得那年7月暑热正盛，我从厦门前往长汀的途中，沿途翻越的崇山峻岭，让我自然想起当年厦大师生内迁的艰辛。抵达长汀的那个夜晚，明月在天，我踩着遍地银光，走在灯火稀落的小巷。一只老橘猫蹲在阴影里，见我走过，忧伤地喵了两声。
在北碚，经当地朋友陪同，我三次寻访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旧址——夏坝。如今，这里仍保留着当年的地标建筑。200米外的大桥下，孙寒冰先生的墓碑上落着两只小鸟，啁啾有声，仿佛在应和桥上飘来的汽笛。
在澄江、罗定、三水、韶关，以及南岭深处的诸多小地方，我追寻着中山大学的蛛丝马迹。那些散落在万里山河间的故人故事，唯有以细心、虔诚与敬意，才能一一打捞、珍藏。
在上海、赣州、贺州、友谊关、昆明、宜良，我打听着与同济大学相关的人与事。而在同济内迁的最终目的地——我曾去过多次的李庄，又一个夏天，我与刘火兄顶着烈日走进南华宫、东岳庙、席子巷、羊街，以及不远处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在禹王宫前的老码头旁，熟谙那段历史的刘火兄指着长江告诉我：当年，同济师生就在这里上下船。这是他们抵达的地方，也是他们离去的地方。
通过朋友圈得知我在撰写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一书后，四川大学教师张苹女士热情为我引见了一位当年的亲历者——百岁高龄的朱俊岐先生。朱先生与我同为自贡老乡。在成都东门一家茶楼的花园里，我们交谈了一个下午。他曾就读于东北大学和中央大学，是那段历史至今仍健在的屈指可数的亲历者之一，其回忆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这部书的写作动因，始于对年近九旬的竺安先生的采访（如今他也已近百岁）。而写作接近尾声时，我又采访了百岁的朱俊岐先生。两位老人恰好站在这部书的首尾两端。他们既像是那段旧时光在当代的投影，又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让那些在岁月中渐趋模糊的办学往事，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与重量。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