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洲大陆的向往，始于很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在文字中遭遇非洲，是在三毛的撒哈拉系列和海明威的非洲游猎故事中。那时的我天地刚开，眼界尚浅，三毛文字里记录的非洲日常——那些荒凉中的炽热，夹着沙子的温柔，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诱惑和震撼。而在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里，我第一次看到死亡像一座雪山，庄严地站在遥远的地平线之外。人类的孤独、尊严与失败，都在那个白色的高处找到了某种解答。从那时起，我知道非洲不仅是自然的异域，也是一道灵魂的终极风景。那些文字叠加在我年轻的心中，铸成了一个非洲梦。梦境里是一个充满奇异光影的所在——辽阔的草原、燃烧的落日、走在尘土中的动物、赤脚而歌的孩子，还有某种隐隐牵动神经的神秘气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抵达那片土地的，但没想到这一天会是在几十年之后。
过去几十年里，求学、谋生、写作占去了我生活的绝大部分空间，非洲的召唤如同暗夜里的烛火，时而强烈，时而微弱，却从未熄灭。2024年夏天，我终于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在赤道之国肯尼亚居住了一个多月。虽然那也还是一个走马观花的过程，但我尽量避免只做旅游巴士上的观光客。我伸出身上的每一根触须，扎入那个环境，吸吮那片土地里的生命营养。
在肯尼亚逗留期间，我去了两趟马赛马拉草原，近距离观看了莽莽原野上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活状态以及惊心动魄的动物大迁徙过程，并访问了至今持守古老生活传统的马赛部落。我走访了世界上十大贫民窟之一的基贝拉，在那些狭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泥屋窄巷间，感受到了文明的另一种深度——不是进步的指标，而是生命的韧性与尊严。我也去了当地的农场，亲眼看见了咖啡、茶叶和玉米种植者的艰辛日常。我结识了一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女性，她们多数是单身母亲，在男人缺席的状况下，养大儿女，维持家庭日常。她们平静地接受了无法改变的生活现状，极少有怨言，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快乐。她们身上这种天然质朴的务实精神，是我塑造玉妮丝这个形象的基础色调。
也是在那次旅途中，我认识了一些在肯尼亚生活的华人家庭。他们已在非洲生活多年，或开餐馆超市，或开工厂，或经营旅游业。通过他们，我也近距离接触到了一群进入华人家庭的当地工作人员，或是保姆，或是司机，或是门卫，或是伙计。在肯尼亚华人家庭中，保姆是标配式的存在。有的保姆和雇主家庭相处多年，照料雇主的孩子出生长大，已经是家庭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有的保姆则像隐形人一样生活在雇主家中，安静地做着日复一日的家务。她们与雇主之间，存在着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的种种差异，误会、提防、碰撞几乎是每天的现实。
在华人朋友家里，我亲眼看到从未见过螃蟹的保姆，把主人从中国超市买来待客的螃蟹的钳子全部剪去，将蟹盖连同里边的蟹黄丢弃，只留下一个白白净净的圆身子。我也听说了保姆在厨房里制造的种种可笑场景：把巧克力包进面团，作为饺子端上新年的饭桌；在从未用过的炸锅里，把鸡翅炸成了几团焦炭……我还从不同的渠道听说了一些关于保姆、司机“手脚不干净”的故事。我开始思索，在不同的文化里，是否存在着对“分享”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社会环境里，“顺手牵羊”也许仅仅是对“分享”这一概念的模糊扩充。回想起少年时在工厂做车工的日子里，我也曾用工厂的原材料，给自己车过花瓶和压蜂窝煤的模子，我从未把这样的行为想成是一种“窃取”。这些细节，这些带着疑惑的思考，后来都被我一一写进了《赤道之渡》里。
在非洲的旅途中，我已经感觉我大概会写出一些关于这群人的文字。但这种感觉是隐约的，漂浮不定的，似乎还在等待某一个呼之欲出的契机，把它落到实处。有一天，我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做客，看见她年轻的非洲保姆正在阳台上熨烫衣物。她手法娴熟，动作机械，仿佛一生一世都在做同一件事。阳光照射到她身上，在她的头发和脸庞上涂抹了一层金光。熨斗的蒸汽升腾起来，她的手指被烫了一下，她甩了甩手，突然，一只蝴蝶从她的指尖悄然飞出。蝴蝶绕着她的身体飞了几圈，最终翩然远去。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幻觉，只觉得心里有一种电闪雷鸣般的撞击。在那一瞬间，我听见了故事的召唤。那只蝴蝶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使者，让我在这个看似沉闷、重复甚至被忽视的生命之中，发现了一股神秘力量的流动。那一幕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那个百年家族的故事中，现实的日常与死亡的气息并存，灵魂的世界与物质的世界交融、重叠、缠绕。那一刻，玉妮丝的灵魂已经诞生。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只是在为那个灵魂塑造肉身。
从非洲归来，文字开始慢慢生出。先是纪实的散文系列，记录了在肯尼亚逗留期间的生活日常。后来，开始了《赤道之渡》的酝酿过程。小说中，一位名叫刘小雨的中国女子，为逃离婚姻困境，来到了赤道线上的肯尼亚，试图开启一段新生活。她卸下过去，在遥远的他乡寻找失落的自己。和在肯尼亚的许多华人一样，她也雇用了一位当地保姆。于是，原本没有任何契机相遇的两个人，被命运带进了同一片屋檐下。她们互不信任，语言不通，生活习惯相逆，连吃饭都无法同步。这一切并非荒谬的杜撰，而是文化差异在生活最细处的真实折射。这些摩擦，正是我想在小说里细细展开的部分——不完全是为了制造故事必需的矛盾冲突，而是想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慢慢穿透表层，看见隐藏在生活背后的“人”的共同底色。
小说最后揭示了一个灵异的真相：那位非洲保姆玉妮丝，其实早已在一次“马塔图”（肯尼亚的私人营运小巴）事故中丧生；而女主人刘小雨，最后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正是死亡让她们看见彼此。也正是死亡，让一切俗世的细节彻底剥落，只剩下两个灵魂赤裸相呈。死亡让她们回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渴望被理解，渴望爱，渴望完成未竟的梦。玉妮丝终于在死后找到那个生前暗恋的男人，成就了她一生最简单的愿望：得到一个她永远得不到的男人。而对刘小雨而言，她完成了生前一直想做而始终没有勇气完成的事——抵达那片魂牵梦萦的非洲大陆，并在那里完成她梦想中的画作。两个生时被环境所囿的人，终于在死后完成了“越狱”。只有明白自己是死魂灵之后，两人在生前所有经历的语言文化矛盾，才终于化为无关紧要的飞尘，灵魂的真实对话由此开始。
我选择用“死亡”作为小说的结尾和一切悬念的落地之处，并不完全是为了制造戏剧性的反转。这个结局的设定，其实也部分回应了非洲文化中对死亡的另一种理解。在传统的东方文化中，死亡经常意味着终结和伤痛，意味着对生活的不甘和不舍。而在非洲文化中，死亡常常被视为一种通道，是灵魂抵达另一种存在的方式。那种对死亡的自然接纳与敬畏，让我反思我们对生命意义的局限理解。也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渡”的真正含义。《赤道之渡》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穿渡，也不仅是一个人跨越文化的旅程，它更是一种灵魂的过渡，是一场关于认同、原谅、理解、回望的内心远行。
《赤道之渡》不只是一个非洲保姆的故事，也不只是一个为情所困的中国女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他者”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梦境，在这个梦里既有未知的他者，也藏着未知的自己。当刘小雨在异乡遇见一个看似全然不同的人，当她与玉妮丝在语言的混乱、行为的误读中一次次试探对方时，其实她们也在发掘一个深藏在自己身体里的、陌生的自我。那种“灵魂的碰撞”，往往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只有当她看见那个“陌生的自己”时，她才真正完成了“渡”的旅程。
《赤道之渡》是我第一部关于非洲的小说，希望它不是终点，而仅仅是开始。我还想继续探讨非洲，探讨异乡和他者，还有我们都还未完成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