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领域是敦煌学，主要研究敦煌写本学、中古书籍史。在剑桥大学读博期间，我在高奕睿（Imre Galambos）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9至10世纪敦煌册子本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毕业后，我在北京大学做了两年的博雅博士后，协助荣新江教授整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从在剑桥大学、北京大学学习，再到赴浙江大学任教，我的敦煌学研究之路上有许多师长、前辈、学友给予我帮助与支持。其间的有趣故事也很多，比如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调阅敦煌写本时，我和研究欧洲写本的学者比谁手中的写本年代最早；又如第一次去圣彼得堡调查敦煌写本时上了黑车、惊险逃生等，难以一一详细讲述。在此只能先简单讲一讲我在伦敦调查敦煌写本的经历与所得。
我的敦煌学研究起步较晚，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和硕士时，我所学的专业并非敦煌学，因此博士期间补起课来比较吃力。不过，由于历史原因，欧洲的各个机构藏有较多的敦煌写本原件，早期敦煌学的研究力量也主要是海外学者，我在留学期间基本上是边看原件边学，这种学习方式使我对写本的物质形态更为敏感，对写本的制作背景与使用环境更为关注，促使我走向了对敦煌写本学、书籍史的研究。我对敦煌写本的理解，就是通过翻阅一件又一件的写本实物而逐渐积累起来的。高奕睿老师曾调侃说，这是一种“奢侈”的培养方式，因为这需要足够的经费以及馆藏单位的支持。
实际上，2017年秋我抵达剑桥时，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走上敦煌写本学这一条路。抵达第二日，我就去拜见了高奕睿老师。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又一本书，将敦煌学、西方写本学的新书推荐给我，有许多著作我都不知道，西方写本研究的理论方法我也一无所知，于是我开始补课。敦煌学是一门非常国际化的学问，外文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早期的法文、日文、英文成果相当多。除了研究汉文写本的成果，还要研究敦煌藏文、回鹘语、于阗语写本的成果。若找不到相关的书和刊物，或者不知道有这些成果，那么学术史的梳理会出问题，还会做无效的重复劳动。在剑桥读书期间，我在图书馆阅览室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有次遇见高奕睿老师，他笑着问阅览室里摊着的《墨美》是不是我在翻。还有一次，有本敦煌写本装帧方面的书显示被借走，我问高老师是不是他借的？书果然在他那，他得知我需要这本书，便开车将书送到了我手中。
我还有幸与许多汉学家交流，如麦大维（David McMullen）、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鲁惟一（Michael Loewe）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研究秦汉史的鲁惟一先生在90多岁高龄时，还常常拄着拐杖小步地走来听李约瑟研究所的讲座。有次我在研究所作敦煌藏经洞册子本的缀合的报告时，老先生举手提问敦煌写本缀合和简牍缀合的共通之处，我诚惶诚恐，还好我以前接触过一些简牍学的知识，尚能回答他的问题。
2018年，我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选题。这一年5月，高奕睿老师带我去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参加了一场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多文化视角下的写本编目”，全场听下来，我意识到写本普遍存在于各文化传统中，写本研究是一个跨文化、世界性的领域。若能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敦煌写本学、研究写本的物质形态，对敦煌学及中古书籍史能有新的推进。受到西方写本研究的影响，我的兴趣点最终落在了册子本上。这种书籍形制发源于欧洲古典时期，流行于中世纪。而吐鲁番发现的8至11世纪基督教和摩尼教的册子本，以及敦煌藏经洞发现的9至10世纪的册子本，与欧洲的册子本具有类似的装帧形态。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册子本有400多份，材料充足，若将此作为选题，退可研究敦煌归义军时期册子本的制作、使用情况及其背后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历史，进可系连其他地区的写本文化，复原册子本这种书籍形态的传播轨迹，推进丝绸之路书籍史、写本全球史的研究。
确定选题后，我便从英藏敦煌写本开始，一份一份地看册子本的原件，记录其装帧形态、内部结构、纸张特征等物质形态信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本多流散海外，主要藏于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依据彩色或黑白图版，而平面的图像往往不会完整地拍摄出册子本立体的装帧，也难以提供纸质、帘纹等方面的信息。现有英藏、俄藏写本叙录对其物质形态的描述也较为匮乏。因此，若要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册子本作系统、全面的研究，是有必要逐件验视原件的。
2019年年初，我向英国图书馆提交了一份需验视原件的写本清单。两位馆员每隔一日便为我安排一次调阅，因此我一周可去三次。去看写本的日子，我一般是坐早上8点半左右的火车，约9点半抵达国王十字车站，再走5分钟穿过圣潘克拉斯车站，就到了英国图书馆。阅览室上午9点半开门，下午5点关门，我再赶5点10分的火车回剑桥。有次我起床迟了，10点半才赶到阅览室，不巧高老师这天也来调阅写本，说我来得太迟。有时遇到的册子本复杂程度高，为了完成每日的任务，我会不吃午饭。高老师若在，会带我去吃午饭，告诉我：“还是得按时吃饭。”
后来，我又去了英国博物馆，在馆员的帮助下看了几件册子本。英国博物馆藏敦煌册子本中有几件未全本拍摄，一些书页没有公布照片，只有看原件方能知其真容。例如，编号为Stein painting 208的册子本目前公布的彩图有8页，而这本册子实际上有20页。看过这份册子原件后，我有几个重要的发现：一是未拍摄到的纸封皮外侧，有紫红的残织物。这小片残织物作为丝织品的遗存，是研究丝绸之路物质文化史的材料。这是一种书籍装饰，以染色织物覆盖纸封皮，使写本更为美观。更完整的例子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册子本中也可见到。二是这本册子是多经文合抄，且可与英国图书馆藏S.5447册子本直接缀合。由于经文部分没有公布完整的照片，过去我们忽视了这一点。Stein painting 208的起首是精美的彩绘四天王像，其后接续的是《佛说父母恩重经》《佛说回向轮经》《佛说无常经》。册末的《佛说无常经》仅存三行，而第三行的经文恰好能与S.5447册首的《佛说无常经》接上。两者尺寸相同，书写风格、行款一致，朱笔点读亦一致，可直接缀合。Stein painting 208和S.5447实际上是同一本册子，后裂为两份，现分藏于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
今天，回忆起在英国的求学时光，我总是想起英国图书馆阅览室的光盒。光盒是研究纸张的仪器，可透光使纸张帘纹变得清晰，便于测量，根据数据可推测写本的年代及纸张的产地。由于我使用得过于频繁，某日光盒突然不亮了。令人感动的是，隔天再来时，它已恢复如初。一路走来，我的师友同道、各收藏单位的馆员，还有许多我连名字都不知晓的人给我提供了太多帮助，限于篇幅，他们的故事无法一一记叙。于他们，我唯有尊重与感激。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