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是常州籍作家高晓声笔下的典型人物，在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中，这位背负历史重荷、带有时代气息、体现乡土伦理的农民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与高晓声的小说明显不同，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除保持了陈奂生、吴书记两个名字以及他们的身份之外，对人物的关系、性格、行动、处境、命运等做了全新的艺术建构，讲述了一个充满时代内涵和反思意味的感人故事。全剧以晚年陈奂生的回忆切入，用旧日情景再现展开叙事，喜剧性的幽默讽刺与正剧式的人生冲突悲喜交集，既有历史与人生的丰富况味，又有滑稽剧的喜乐风趣。
其一，“吃饭问题”中蕴含着深刻哲思。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该剧将艺术视角聚焦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围绕吃饭问题对农民的命运起伏进行了形象表达与深刻揭示。
应当说，“吃饭”是该剧的“戏眼”，也是引发全剧矛盾冲突、亲情变化的焦点。此处的“吃饭”，并不单指一粥一饭，而是泛指生命赖以存续、精神赖以提升的物质基础。该剧整体叙事都与“吃饭”有关，不同历史节点的吃饭，串联起一系列与农民利益攸关的事件，聚焦了人的处境、人的命运、人的心灵、人的价值的演进与嬗变，既推进剧情水到渠成地发展，又凸显了主题呈现背后的人生哲理，从小人物的成功塑造中，揭示生命和生存的大道理。
1970年，因为贫穷而娶不起媳妇的“漏斗户”、光棍汉陈奂生不期然邂逅了流浪讨饭的傻妹，脑子灵光的队长王本顺于是便撺掇他们稀里糊涂地成了亲。为了一碗饭，傻妹愿意嫁给陈奂生，她的两儿一女，陈两、陈斤、陈吨也成了陈奂生的家人。陈奂生有了热热闹闹的家，开心之余也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担，解决五口人的吃饭问题，却实在力不从心，一家人经常饿肚子。与此同时，队长王本顺为了应付领导检查，在陈奂生家里摆起了假装装满的米缸和全村人凑起来的餐饭。吴书记来到陈家，从陈奂生前言不搭后语的说法，还有农民盯着食物时饥饿的眼神，一下子发现了弄虚作假的问题。吴书记体恤农民，秉公办事，给村民留足了口粮。家有余粮遇事不慌，然而陈奂生还来不及高兴，傻妹却因贪吃生米又喝了凉水而肚胀身亡。悲与喜就这样不断转换、交错轮替，形成人物命运的一波三折。
其二，剧作直面了吃饱以后的新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分地。可王本顺不想给陈奂生的3个孩子分田，理由是村里人多地少，3个孩子不是本村人。陈奂生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不惜跪地恳求，最后在吴书记的帮助下，终于拿到了全家人的土地证。日子越来越好，吃饭也不成问题了，可过惯了苦日子的陈奂生依然吝啬，以至把二儿子的婚礼宴席办成了“豆腐宴”，被挑理的亲家掀翻了桌子。二儿子在媳妇的鼓动下，跟老父亲闹起了分家，他们拿上用土地置换的钱，乐颠颠地跑到外地做生意去了。孩子们渐渐长大，女儿陈吨成为村主任，要带领村里人成立美丽乡村合作社，土地入股，联合经营。没想到这又戳中了陈奂生想把土地牢牢守住的隐痛。同时，二儿子夫妻俩听说土地可以入股升值，生意失败的他们又盼望占有老爹名下的土地收益……问题与矛盾就这样在生活里不断交织，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奂生也不由地琢磨，如果不再是吃饭问题，那又是什么问题？
该剧的深刻处在于，它揭示了物欲膨胀而造成的人们心灵的空虚与欠缺感。比如最让陈奂生骄傲的长子陈两，却也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忧伤——身为粮食局局长的陈两，在贪欲的驱使下私自倒卖国家存粮，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陈奂生想不明白，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他以朴实的农民心理，顽强地扛起责任，号令全家，“一人欠债全家赔偿”。
其三，剧中鲜明的人物形象饱含历史的沧桑感。该剧的空间基本限定在陈奂生的家庭，时间却从20世纪70年代延续到当下。剧中吴书记说，少年时听到新四军开饭的军号声，他就凑过去，战士们给他饭吃，他就参加了新四军。一个吃饭问题，涵盖了几代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转机。从土改分田地到实现农业合作化，从包产到户到新农村建设，从“吃不饱”到“吃到饱”再到“吃得好”，此剧从陈奂生的个人境遇中，深刻凸显了时代进步、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一个个历史节点，随着日历牌的翻转被加以强调，时间的流逝不只是线性地推进事件进程，而是重在于表现人，表现人的朴实、善良、平凡甚至不那么完美，但特别接地气的人的命运。陈奂生养大了没有血缘的3个孩子，老大东窗事发后，他却要全家一起扛下还清200万元贪污款的重压，为此他不惜卖房子、拿出棺材本。陈奂生语重心长地劝诫陈两：“国家干部要吃自己碗里的，别人碗里的不能碰。”话语里渗透着的是中国人的是非观和公理正义。
为了吃饭嫁给陈奂生的傻妹人傻心实，乐观敞亮。陈奂生问她为什么嫁给他，又没得饭吃，傻妹却讲，现在没得，将来会有，将来没有，我要饭给你吃。这是多么真挚诚恳的爱情表达。傻妹也特别爱她的孩子，为了孩子有饭吃，她愿意嫁人；为了让孩子吃上一口饭，她情愿饿肚子喝凉水，这是多么无私的中华母亲。好不容易家里有粮了，她却犯了傻劲，吃生米喝凉水撑坏了胃。临终前，傻妹还不忘嘱托陈奂生照顾好3个孩子。傻妹的傻，在这部剧里也有寓言象征的意味。哪一个痴心爱孩子的母亲又不是透着几分傻气呢？傻妹作为一个极具戏剧表现力的角色，她的生生死死都跟这个家庭联系在一起，镜框里的她不时跳进跳出，始终在线、始终在场。
其四，该剧充满了喜剧旨趣与幽默特性。剧中有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笑中含泪、耐人寻味的喜剧性话语与喜剧性冲突设置。比如王本顺与陈奂生之间的冲突。王本顺像时代浪潮里的小沙粒，亦正亦邪，有点小坏但没有大恶。他曾弄虚作假，喊口号、搞浮夸，他也可以帮陈奂生娶妻，却不给他的孩子分地，他骂陈奂生不肯土地入股，又可怜他们全家集资退赔陈两的赃款。陈家二儿子和儿媳是一对自以为很聪明又会算计，其实却总是犯傻出乱子的两个活宝。女婿刘和平的情商低，说的话不着四六、词不达意。他就像戏曲里的二花脸，有他似乎有些多余，但没他又不像戏、不成趣。综观全剧，剧中人物的行为动机与结果之间的悖谬、话语的所指与能指的背离、亲情的凝聚与利益的纷争之间的龃龉，在形成喜剧性张力的同时，显现出幽默可笑的滑稽效果。
全剧结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愿景如美丽画卷在舞台上徐徐展开。陈奂生的子孙们不会再像先辈那样，为了吃饭问题耗费那么多体力心力，然而生活在继续，他们也将面临新的问题，迎来新的历史性机遇。总之，这是一部有内涵、有张力、有意味的戏剧佳作。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