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24年11月的剧本创作论证会上，当我得知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与重庆市话剧院要将罗伟章的长篇小说《谁在敲门》搬上舞台时，不禁暗自捏了一把汗。罗伟章的原著洋洋洒洒60余万字，厚得像块砖头。书中虽只写了一个家庭十余天的变故，笔触却极为绵密细致，心理描写尤为精彩，还间或穿插着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惯常话剧中常见的峻急陡峭的情节冲突，在这部小说里并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需要细细品味的情感矛盾与观念碰撞。把这样一部小说改编成话剧，无疑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看完演出后，我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这部“成渝国际戏剧双城记”的硕果，不仅成功将文学文本转化为舞台语言，更以现实主义笔触，在川东那扇斑驳木门的开合之间，绘就了一幅乡土中国转型期的微型社会图谱。优秀的戏剧总能让观众在个体悲欢中触摸时代脉搏，《谁在敲门》正是以这样的姿态，让我们在“门内”的柴米油盐与“门外”的时代洪流里，读懂乡土伦理的崩塌与重构、个体命运的挣扎与坚守。
人物群像折射乡土众生
话剧《谁在敲门》成功塑造了众多人物群像。许氏家族成员众多，却各有特点。主创将他们置于传统伦理与现代生活的夹缝中，每个人物都是乡土裂变的具象符号，尤以许春红、李光文与许春明的形象最具代表性，共同构成了转型期乡村的三重镜像。
许春红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守护者，却也是受到冲击的内心受困者。重庆市话剧院演员王弋以利落的短发、浆洗发白的蓝布衫，将这位川渝女性的坚韧与脆弱演绎得入木三分：她总攥着抹布擦拭桌案，这个重复动作是她维系家族体面的隐喻。当丈夫李光文入狱，她默默收起象征“村支书家属”荣光的名酒，转而用更频繁的擦拭掩饰慌乱。她会在和弟妹争执医疗费时拍案而起，也会在深夜对着丈夫的空椅子垂泪。当她在深夜劝走被四喜诱骗过来的城里姑娘申晓菲时，她的大义、善良与担当令人动容。为守住家族尊严强撑笑脸，她最终却在多重压力下以极端方式落幕。她的悲剧不在于软弱，而在于坚守的“长姐如母”中国社会传统伦理，她擦拭的不仅是家具灰尘，更是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的退守。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李淼饰演的李光文则是中国乡村“能人”的矛盾体，折射出人性的真实与复杂：曾是李家岩村支书，山火中冲在前线，为村民修路筹资四处奔走，西装内袋的修路方案与洪亮嗓音彰显着乡村顶梁柱的体面；又在欲望中迷失，放高利贷、为讨好上级掩盖事故死亡人数，最终锒铛入狱，舞台上遗留的空西装“是人物灵魂的外化”。“他一直以为他是被村民拥戴的”，然而，他被逮走的那天，“村头有人高兴得放火炮”。他的命运沉浮印证了“面上是人情，内里是算计，骨子里是穷困”的困局。
相较于二人的现实挣扎，许春明的价值耐人寻味。他在现实中看似“无用”，却以敏感的眼睛成为观众的观察窗口：透过他，我们看见土地荒芜的乡土衰败，听见时代转折的峻急之声。也正是借助他的视角，剧作揭示了“礼失而求诸野”的文化循环已发生了巨变。乡村不再封闭，年轻一代个个奔向城市，伦理重构需在城乡“相摩相荡”中完成。
细节与隐喻中的伦理叙事
该剧通过“写实为骨、写意为魂”的舞台语汇，将原著绵密细节与深层隐喻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艺术表达，既还原了罗伟章“让奔腾生活慢下来”的创作追求，又深化了“门内门外”的伦理命题。编剧喻荣军将60万字小说浓缩为“父亲的病”这一核心冲突，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毛细血管般的细节：许春红收起的名酒、许春明的农业补贴文件、兄弟几人围绕父亲是继续住院还是回家的争执、许占惠喂猪……每个道具与台词都藏着生活重量。导演王筱頔让矛盾在日常对话中自然生长，病房外争论时背景的监护仪滴答声，既是“戏剧停顿”，也隐喻生命脆弱与伦理失衡的双重紧迫。
舞台意象构建起虚实相生的隐喻体系。那扇贯穿全剧的木门，既是物理空间的界限，更是精神层面的对话通道：儿女归家的急促叩门是亲情召唤，债主砸门则是现实压力，李光文入狱后许春红独坐门后的无声叩门，则是对过往体面生活的追念与无奈。这恰如罗伟章在创作谈中所言“敲门声是人的脸与心”，让“门”成为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符号。布景与灯光的对比更强化了这一命题：许家院坝的玉米辣椒、老石磨是乡土温情符号，背景写意山峦留足乡愁留白；医院的冷硬病床、惨白灯光则是现代理性符号，两者并置直观呈现伦理碰撞。当父亲病情恶化时，灯光从暖黄转冷蓝；当儿女齐唱川东民谣时，又从冷蓝回暖橙，这种冷暖交替，正是伦理失序与重建的视觉化表达和心理投射。
川东地域符号的现代转译意蕴悠长。地道的川渝方言、川剧唱腔，既是对地域文化的致敬，也暗含“传统文化基因维系伦理”的期许。背景中手绘的层叠山峦，与前景写实的院坝形成虚实对照，让观众在“看得见的生活”中感知“摸不着的乡愁”，理解想逃离乡土却又无法割裂的复杂心绪。
乡土生活中的精神坚守
该剧的深层价值在于以一个家庭的变故，叩问转型期中国乡土社会的核心命题：当土地束缚瓦解、乡村伦理崩塌，我们该如何自处？如何在城乡碰撞中重建精神家园？该剧通过许家故事，将“乡土解体”与“伦理重构”的时代命题，转化为每个观众都能触摸的情感共鸣。
该剧直击乡土社会裂变的现实痛点，透过许家儿女的命运，我们看见社会转型期乡土解体的全景：许家后代相继进城，土地荒芜、村庄破败，依附土地的伦理道德也随之瓦解。二哥二嫂的绝情、侄子的放逸、外甥女的一意孤行，印证了当下社会转型中的现实困境；李光文从乡村能人到阶下囚的堕落，许春红为“体面”赴死的悲剧，都在诉说：当传统伦理失去土地依托，又未找到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时，个体很容易在欲望与现实中迷失。借由这种个体之殇，我们更能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期为摆脱贫困的改革阵痛，时代的敲门声急促、坚定，不由分说。
但剧作并未止步于反思与感叹，而是以充满同情的笔调透出伦理重构的微光。许春明的精神视角尤为关键：他对城乡生活的双重熟悉，让他看清“乡村礼俗崩坏后，需在与城市相摩相荡中生出新姿”。剧中儿女们虽因医疗费争执，却在父亲病床前齐唱川东民谣，暖光漫过泪光的瞬间，暗示传统文化基因仍是伦理重建的纽带。四喜的独白，代表了年轻一代渴望逃离乡土，却因亲人与根无法割裂，揭示出伦理重构的可能路径——不是回归封闭传统，而是在城乡互动中，让乡土伦理与都市精神相互滋养。
更为深刻的是，剧作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许家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千万中国乡村家庭的缩影：那些在重庆与成都间奔波的儿女，那些既渴望都市又牵挂乡土的年轻人，都在经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当剧终时，木门在黑暗中闭合又开启，门外都市霓虹与门内煤油灯的光影交织，恰是乡土与都市共生的隐喻。
从重庆大剧院到成都城市音乐厅，《谁在敲门》的每一次上演，都在叩击观众的心灵。它让我们明白：乡土的解体不是终点，伦理的重构也不是结局，重要的是在“门内门外”的徘徊中，守住那份既看见土地衰败，又相信重建希望的温情与理性。这正是现实主义戏剧的力量——它让我们在他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在时代的褶皱中，参悟传统与现代的永恒命题。
（作者系《人民文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