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洲星的长篇小说新作《钟声》以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灾童教养院”为原型，将真实的历史事件、残酷的战乱创伤与儿童的生命体验紧密融合，以细腻的笔触和克制的悲悯之情，谱写了一部关于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数百名儿童救赎与传承的命运史诗。

小说开篇，战争的破碎感随着骤然响起的炮声扑面而来，构成叙事的原动力。作者借湛秋在炮火下的遭遇，鲜活地还原了战争突袭为孩子带来的内心的惶然、失去父母的悲恸，尤其是记忆中的往昔美好被摧毁成废墟的心灵冲击。小说对战争的书写着力在细微处揭示残酷。成长的场所被炸成“瓦砾的坟场”，难民收容所的饿殍、老虎灶的流浪乞讨生活，既是物质层面“家”的破碎，也象征着儿童赖以成长的根基和精神世界受到重创。

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创办，象征着灾童们在精神信仰的庇护之下获得重生。教养院给予孩子们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保障，还有知识与尊严，这些重塑了孩子们的精神面貌。曾经流浪街头、羞涩得不敢乞讨的湛秋，在教养院里逐渐成长为板报主笔和编剧；大华在竹编器物时展现出了超凡的天赋，立志传承匠人精神；一直因创伤而自我封闭的林红叶，在绘画中慢慢疗愈丧亲之痛。战争创伤带来的破碎感、孤独感，在教养院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被弥合，孩子们生命的希望再次被点燃，尊严与理想得以重建，重新开启对未来的憧憬。

教养院如同战争废墟上的桃花源，但作者并没有虚构理想乌托邦，而是结合真实历史事件，展现重建之路的荆棘丛生：疟疾与疥疮爆发、粮食危机、日军突袭检查……动荡时局下的危难一次次冲击着教养院的生存根基。梅先生四处奔走筹措、华锦女士临危解难，教养院里的老师们乃至底层劳动者都在竭尽所能救助、保护孩子们。这不仅为饱受战争创伤的孩子们注入了满满的关爱和治愈的力量，也传递出了一种理念：相较于物质层面的重建，精神层面的重建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作者通过意象对照——肃穆的钟声驱散枪弹声、山林的草木气息掩盖战争的硝烟、孩子们绘制的黑板报覆盖断壁残垣——完成了从自然环境的重建到精神世界的重建，也暗喻着战火里中华民族命脉的延续。

小说突破了单一主角的创作模式，以儿童的线性成长轨迹为主线，不仅塑造了层次丰富的儿童群像，更折射出战争对人性的多维塑造。湛秋从抱着小号逃亡的怯懦少年，成长为能在日本人面前从容掩护同伴的成熟个体；大华从小在街头流浪，志愿成长为一名木匠，却在民族大义前，毅然选择参与抗战；林红叶因亲人在战争中离世而处于一种应激逃避的状态，后来在绘画中自我疗愈，勇敢坚毅地拒绝日本人的无礼要求。小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没有忽略对“问题儿童”的书写：偷馒头的孩子、顶替他人名字入学的刘宝松、实施绑架的周阿根，都在梅夫人“教养并重”的理念感化下，主动正视自身错误，获得救赎；教养院老师对孩子们秉持“不会因为犯下错误而抹杀优点”的教育原则，让孩子们更直观地感受善恶。梅先生不惜散尽家产创办教养院，将轮船沉入江底以阻挡日军，他的壮举展现出儒商“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和“培扶国脉”的自觉责任意识。梅夫人以女性的柔韧全力支撑起教养院的日常运转。她无暇顾及自己年少的孩子，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几百名灾童身上，以切实的生命关怀，诠释出动人的救世情怀。这些人共同构成了战乱中的多元精神图谱，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道德重量。

小说通过钟声、玫瑰花瓣等富有诗意的意象承载希望的微光。使读者在故事中共情灾童的遭遇，共燃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孩子们到达教养院时，古寺钟声响起，被炮火惊扰的人们在这里获得内心的安宁；教养院里日常提醒孩子们作息的钟声是秩序的象征；梅先生运送同乡遗骸，为这些战火中逝去的生命敲响的钟声，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小说结尾，老杜敲响的钟声是对教养院这段历史记忆的郑重封存，也是为孩子们走向光明未来的壮行。铜钟见证了死亡与离别，也见证了救赎与重生。小说中的玫瑰代表美好生活的希望。湛秋在炮火中捡起的残破的玫瑰花瓣，成为“家”的精神象征；当湛秋决定在上海种下三棵玫瑰时，创伤与希望、破碎与重建形成闭环。“钟声回响处，不是遗忘的序曲，而是五百个灵魂在废墟上种植玫瑰的誓言。”预示着五百个孩子对重建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在钟声中成长的孩子们，带着希望散入人海，成为文明传承与重建的种子，在中华大地上播撒。正如作者所言：“有些光，不该熄灭；有些声音，必须铭记。”《钟声》是以文学的方式，让那段苦难岁月里的人性光辉，永远回荡在历史的长廊中。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教学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