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春的上海，我穿着一件厚厚的深紫色羽绒服，跟随我妈走入地铁站。我从没坐过地铁，故意放慢脚步，观察别人怎样投入票根、穿过闸门，没等瞧清楚，人流就把我推到闸机前，汗水或者驼绒毛衣让我浑身发痒。我挤过闸门，挤上地铁，人很多，我拉开衣服拉链，仍然感觉燥热。我们坐了25个小时火车来到上海，临行时我一再抗议说穿太多了，但我妈认为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旅行，坚持要我穿上新买的紫色羽绒服。对山西人来说，吃饱穿暖是某种庄严的仪式感，她选择用传统方式迎接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过去，太原的冬天没人会穿浅色衣服出门，电车上人们缩在黑色蓝色的棉服里摇摇晃晃，只有口中呼出的烟雾是白色的。上海则不同，即使在冬天，人们也会穿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外套，戴高的矮的皮的布的帽子，不会在北风里缩起身体。后来，我到达了某所学校，在某个考场里，写了一篇作文，同考场的有韩寒、周嘉宁、陈安栋等人。前面的事情我也差不多忘了，似乎给作文比赛投了一篇相当意识流的稿件，后来收到一封通过预赛的邮件。这就是我参加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故事。

那时我常在周记本上写一些小故事，武侠的、言情的、奇幻的、欧·亨利式的，把同学的名字编进小说里，觉得有趣，因为会全班传看。高中喜欢鼓捣电脑，订阅了《电脑报》《大众软件》，非常喜欢上面刊载的奇幻和悬疑小说，自己也学着写龙、骑士和凶杀案。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后，也曾经考虑要不要认真写点东西，后来学了计算机专业，有了正当理由打游戏，写作的事就丢下了。

2007年，朋友让我看一部小说，说写得非常棒，叫《三体》。那时我在报社工作，一篇评论刚刚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是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媒体人。2011年我从报社辞职，科幻处女作《以太》发表在《科幻世界》，这两件事没有因果关系，我只是在赋闲的日子里写了一部两百万字的网文，以及一篇两万字的科幻小说。那年银河奖我第一次见到刘慈欣，也见到一群年纪相仿的科幻作家，喝酒聊天时，大家的写作经历竟然溯源到同一个起点：

浙江省高三学生宝树是1999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四川省高三学生程婧波是2001年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清华附中高三学生郝景芳是2002年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后来还有第八届和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陈虹羽和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修新羽等。

2000年穿着紫色羽绒服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我，和如今坐在电脑前以科幻作家身份同读者交谈的我之间隔着恒河沙数的可能。长久以来，我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调查记者，一个汽车媒体人、木匠又或者程序员，甚至一个五金店主、宠物收容所经理、厨师，唯独没想过当作家。研究哲学的宝树、天体物理专业的郝景芳、娘子关电站的工程师刘慈欣，他们又何曾把作家放在自己的生涯规划中呢？

新概念作文大赛章程提倡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要“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提倡无拘无束”。现在看来并不是新概念催生科幻作家，而是喜爱思考和表达的作家选择了这个比赛。

在我看来，今天的科幻小说是未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在AI的帮助下，我分析了2024年我国主流文学杂志发表的小说，其中现实题材、乡土文学与地方性书写等主题的篇目占比85%以上。粗略来讲，除了部分历史与革命题材、实验小说与泛类型文学之外，中国文学的主流仍是现实题材居多。当代中国乃至未来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应该以何面目出现呢？我想，也许是郝景芳《长生塔》中农村开发的利益博弈，是宝树《你已生活在未来》对AI技术接管生活的冷酷预言、《时间之墟》中人类记忆的集体缺失，是刘慈欣《乡村教师》对农村基层教育困境的关注、《中国太阳》中清洁工阶层跃迁的图景，是陈楸帆《荒潮》对电子垃圾覆盖岛屿的描绘，是程婧波《倒悬的天空》中女性在科技社会的身份焦虑，也是《起风之城》对人工智能抢夺人类工作权的讨论、《止水》对渐冻症和安乐死的观察。科幻作品设想的千百种可能，也许都是我们的今天或明天。换言之，科幻小说正以冷静、警醒的态度描绘现实的中国。这是个无人能够窥其全貌的世界，每个人都在不断经历惊奇和无措，在科幻作品的想象中寻找到某种意义的现实。我想，这就是我们创作和阅读科幻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科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