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科幻对我而言是课余的消遣，吸引我的是一个个奇妙世界，一件件充满想象力的神奇道具：潜入海底的鹦鹉螺号、打穿地球的地球大炮、让人无法分辨现实与虚拟世界的“外壳”。高考之后我考入一所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部队担任军官。那几年，我几乎与外界隔绝。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与执勤间隙，科幻阅读成了我看向世界的唯一窗口。那时候市面上的科幻书籍多了起来，部队发的津贴我都买了书。阿瑟·克拉克、海因莱因、阿西莫夫、杰克·威廉森、厄休拉·勒古恩……我在故事中看到英雄在绝境中坚守信念，看到阴谋在技术的掩饰下悄然蔓延，也看到正义不是每次都能获得胜利。

科幻作品总是将人类置于极端境地，在作者所构筑的世界里，人性的复杂被放大，人性的光辉被淬炼。我对科幻有了更深一层理解：科幻作品并不是只关注技术和奇观，它通过重构世界，来让我们反观自身。人，人们，人类，才是科幻作品里最重要的元素。

作为读者，我偏爱宏大场景和缜密逻辑的作品。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阿瑟·克拉克的拉玛飞船、何夕的六道众生……不仅因为其惊人的想象力，更因为其内在的逻辑自洽让幻想中的世界坚实可信。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自己思维拉伸、视野拓展的快感。

30岁，我开始尝试写作，被退稿几次，几乎打算放弃。幸运的是遇到了《科幻世界》的陈虹羽，她对我的投稿耐心细致指出具体问题。经过几次投稿和修改，第一篇投稿终于发表。几个月后第二篇也顺利刊出。正向的投稿循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那几年，我大量阅读各种科普书籍和科技杂志，追踪热门影视作品，似乎找到了创作的窍门：用一个科技的点子，去碰撞人的情感与伦理困境，往往能催生一个不错的科幻大纲。

我获得第一个重要奖项的作品名叫《招魂》。那时，社交网络成为人们记录生活的主要阵地。有的人甚至把一天24 小时干了什么都发在网上。我想到：如果把这些数据通过算法分析，能否还原出一个人的性格和记忆，甚至“人格”？当然，这个点子在今天已经成了现实，如果小说晚写两年，恐怕就不能称之为科幻了。有了点子，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故事载体，直到某天在家看电影突然灵感闪现：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招魂”，用数据复原死者的虚拟人格，与生者对话。《招魂》由此诞生，它表面上讲的是技术与时代伦理的碰撞，内核却是关于哀悼和执念。

另一部重要作品是长篇科幻小说《固体海洋》。创作契机源于一本科学杂志对海洋塑料垃圾的系列报道：科学家在南极和北极发现了塑料微粒，连企鹅和鱼类的体内都无法幸免；人类扔在海里的垃圾被洋流聚集，在太平洋中部形成了一片面积巨大的“垃圾大陆”……

与此同时，我也在读悉达多·穆克吉的《众病之王：癌症传》，书中描写癌细胞无限增殖、掠夺资源的特性，让我联想到：如果癌症的生物学逻辑和塑料的物理属性结合，会催生出怎样的怪物？在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不用等到一切都准备好才开始动笔。最初，我的脑海里只有几个模糊的影子：想要消灭塑料却被困在垃圾场的研究员；站在断裂冰山上的因纽特少年；身手矫健的前特工，现在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猎杀鲸鱼的日本渔民；以塑料为食，疯狂生长如童话豆茎的植物；吞食塑料垃圾并吐出工艺品的巨型3D打印机“轻岛”……

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相遇，也不知道故事将走向何方。我只能陪着他们在文字的迷雾中摸索前行。这是一段奇妙的旅程，主角的行动总是超出我的计划，做出我未曾预料的选择。幸好他们最终相遇，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战斗，并在绝望中寻得一丝微弱的希望。小说出版已有七八年，偶尔在关于塑料污染的科技新闻评论区，看到读者提到《固体海洋》中的设定，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科幻作者不仅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也能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我很幸运正好赶上科幻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如今，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智能驾驶、新一代战斗机、可控核聚变……科技多点开花，爆发式增长，这些正是中国科幻崛起最坚实的土壤。但科技进步太快带来了新的困境，想象力在高科技面前，似乎越来越“畏手畏脚”。这是现代科幻作者所面对的窘境：现实，有时候比幻想跑得更快、更远。

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现实给予科幻作者足够的创作底气。但这样的时代既令人幸福也令人紧张。现实不仅追上了幻想，还有可能很快甩开它——也许再过两年，人工智能自己就能写出更好的科幻小说。那什么才能够被留下？近几年，我时常思考，如何创作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如何将科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在科幻中融入中国独特的哲学和思想？这都是我下一阶段的创作想要探索的部分。

（作者系科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