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起源于战国晚期，历经秦与汉初的发展，至汉武帝晚期趋于成熟，演变为体势方扁、波磔分明的“八分书”。到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隶书更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风格面貌。目前所见的汉代隶书材料可分为简帛、石刻、砖陶、铜器、骨签等多种类型，其中简帛与骨签为近百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自魏晋南北朝至清代，学书者所重视的隶书典范，主要仍为汉代石刻。
汉代以后，隶书又经历了魏隶与唐隶两个发展阶段。由于此时隶书已非日常应用字体，其书刻风格与汉隶有了很大的不同。即便在唐开元年间，因唐玄宗喜爱隶书，“诏作《字统》四十卷，专明隶书，于是间得人以应其求。”（《宣和书谱》），其书风仍不免刻意雕饰与趋同之弊，难以与汉隶比肩，唐隶的不足固然与取法狭隘相关，但究其根源在于以帝王之制度去推动隶书之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隶的审美单调也是在所难免。
在隶书发展史上，清代隶书的复兴与朴学的兴盛密切相关。所谓“朴学”，是指清代学者在继承汉代儒学风尚基础上形成的考据训诂之学，因其在乾嘉时期达到鼎盛，故又称“汉学”或“乾嘉考据学”。该学派是在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后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与侧重义理思辨的宋明理学不同，朴学推崇汉儒经说，重视古物材料的搜集与实证，强调“无信不征”。其研究方法多从文字训诂入手，进而拓展至文献校勘、典章考订与地理沿革等领域。乾嘉金石学的兴起对清代书法影响深远，不仅催生了碑学一派，更汇成一股洪流。他们主张从实物材料出发，不囿于书者名望，极大拓宽了书法的取法门径。两周金文、汉代石刻隶书、南北朝书刻等非名家作品，均被纳入研究范畴。考据之余，在书法审美方面，于“二王”传统帖学体系之外，开创出深邃、厚重、斑驳的“金石气”新气象。
唐昆的《乾嘉时期隶书书家群体研究》是一部专注于乾嘉时期清隶发展的著作。该书以“学术引领书学”为底层逻辑，对乾嘉隶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书法研究离不开社会、文化与艺术三个维度。正如刘熙载所言：“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乾嘉时期书学的主体，既包括金石学者，也包括以扬州八怪、邓石如等为代表的书画篆刻家。无论前者强调的“必根于道”（翁方纲），还是后者追求的“争出新奇”（高凤翰），其背后均建立在对金石广搜博览之上的反思与实践。沙孟海曾将清代篆隶书风划分为“学者的字”与“书家的字”，试图从文化身份出发辨析其审美差异。但究其根本，无论研究哪一路风格，皆离不开乾嘉金石学这一源头活水。《乾嘉时期隶书书家群体研究》一书正是抓住了乾嘉隶书发展的核心——金石学。书中第二章“金石学影响下对隶书的再认识”提到：“随着清初隶学的复兴，汉隶在乾嘉时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这种局面的产生，一方面是乾嘉学派书家在金石学影响下对隶书的重新审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们以汉碑为中心所展开的访碑与鉴藏活动。”
唐代以后，中国书法史上多次书风的变革往往源于取法对象的转变，清代碑学的兴起即为例证。然而，我们仍需进一步思考：清人隶书取法虽兼涉汉隶、魏隶与唐隶，为何最终以汉隶为主流？要回答这一问题，须从具体实践入手。该书围绕汉碑，详细论述了学者与书家的访碑、鉴藏活动，这正是从金石研究通往艺术创作的重要桥梁，也是理解“汉隶为宗”这一现象的关键。作者列举了郑簠、黄易等人的访碑经历，提到了桂馥的考证工作，并阐述了《郭有道碑》的摹刻与《华山碑》善本的流传过程。这些原始材料有力地论证了乾嘉金石学者在汉碑的发掘、鉴藏与研究中所作出的努力。
在阐释乾嘉书家与汉碑关系时，作者展现出一定的学术锐度。例如，他以朱彝尊、王澍为例，探讨了汉碑风格的分类问题。尽管两人都将汉碑风格划分为三种类型，但分类的关键前提在于所见汉碑材料的广度。然而，无论怎样划分，似乎都难以形成定论，某一碑刻置于甲类或归入乙类似乎皆可。何以如此？究其原因，在于评价者多依据个人感兴趣的材料作为品评基础。
此外，若梳理明中叶以后书家对隶书的取法路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魏隶和唐隶是其主体。但是为何在清初承续这一传统之后，乾嘉时期却最终确立了以汉隶为取法大宗的新格局？对此，该书虽列举若干访碑与鉴藏事例，却未深入根源。汉隶能在乾嘉时期确立宗主地位，一方面固然与金石学研究重视原始材料的倾向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乾嘉朴学所崇尚的“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学术风气。唐人推崇蔡邕与钟繇，取法汉魏碑刻，却常将不少汉魏碑刻的书者误判为蔡、钟。例如《华山碑》明确刻有“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徐浩在《古迹记》中仍坚持认定为蔡邕所书，此类误判不在少数。加之汉碑在流传过程中因原石损佚，所以翻刻本盛行。乾嘉学者秉持溯源辨伪的治学精神，对唐代以来所宗隶书经典进行系统反思与纠谬，最终跳脱“名家”框架，通过广泛访碑、直面原石，确立了汉隶的正宗地位。
乾嘉时期隶书家的创作实践同样是该书阐发的重点。唐隶与清隶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仍属应用性字体书写，而后者则已成为具有明确审美追求的艺术创作。清代隶书家涉猎广博，不仅专精隶书，更在绘画、篆刻、篆书、魏碑等多种艺术门类中兼修并蓄。这种深厚的艺术修养，极大丰富并拓展了其隶书创作的表达维度。因此，在他们的隶书作品中，观者既能感受到醇正的汉隶气息，也能体味到汉隶与其他艺术趣味相融合所带来的新意。乾嘉时期的隶书创作并非对前人的简单沿袭，而是对隶书艺术内涵的变革性发展。其所蕴含的创作理念，至今仍值得我辈认真借鉴与吸收。
（《乾嘉时期隶书书家群体研究》为“2025北京文艺评论优秀著作”，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主任、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