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文主义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在列斐伏尔、福柯、索亚、雷蒙·威廉斯等理论家的推动下，空间从一个普遍、客观、均质、静态的容器变成通过人类行为生产出来的具有丰富文化涵义的场域。相对于抽象、超然的空间，段义孚、雷尔夫、吉尔兹等人认为“地方”是相对于全球化的具有根植性的排他性经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稳定的地方性受到了挑战，同时出现了无地方性，以及流动、开放、多层次的地方性。当下的地方性因此有了两种涵义，一种是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地方性，另一种是流动开放的地方性。

长江流域的地方性写作正是一种兼具地域性与开放性的地方性写作。当人们把地理空间的长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文学地域性批评。历史上，作为特定地域文化的长江流域文化，可以与黄河流域文化形成对照。后者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北方农耕文明，产生了乡土社会和差序格局。而长江流域的山地、平原与沼泽等多种地貌及经济形态，孕育出与中原地区有差异的稻作文明。在文学中，长江流域也分享着同一种文化记忆，它是海上明月、江湖泛舟、竹林呼啸，是桃源归隐、小桥流水、桂香浮动，是中国人的怀乡梦。

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实践，长江文化视域颇具张力。因长江流域文化本身是多元的，从上游的青藏高原文化、巴蜀文化到中下游的荆楚文化、皖赣文化、吴越文化，每个文化区域的发源、发展、繁荣时期都不同。从个体经验的地方性来看，长江文化的流动性、多样性，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当横贯中部的长江将中国与世界连接，长江文化本身意味着开放、包容，是面向世界的不断进取、创新的当代中国文化符号。以开放性视角理解长江流域的地方文化，才能深刻理解从青藏高原到长三角地区的文学写作的差异性。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出现了“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文学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等诸多概念和批评热，也有批评家把这归结为事后追封或概念策划。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种地方性概念可被看作改革开放40多年后，地方文化的自觉和文化身份的呼唤。确切地说，文学的地方性是文本中呈现为情感结构的地理，凸显的是个体经验在地性意义上的地方性。比如“新东北作家群”的兴起，并非因为概念先行和营销，而是一批东北青年作家写出了父辈的经历。批评家对他们的命名虽然包含各自的批评视角或目标，但更基于地方身份认同与群体指认。

在当代文学史上，长江流域的文学写作常常包含着审美迭代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崛起，先锋文学与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流派都在长江流域文学圈孕育发生。从作家作品来看，无论是湖南的韩少功、江苏的毕飞宇，还是上海的王安忆，他们的《马桥词典》《玉米》《长恨歌》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写作，而是通过个体经验的在地性和越界性，对他者视角下的地域性进行发现、审视和批判。《马桥词典》以知青视角编纂方言词典，揭示共通的人性与生活；《玉米》通过女性的内视角，审视苏北乡村日常生活秩序；《长恨歌》则是对海派文学的反写，主人公王琦瑶的结局充满反讽。这几部长江流域的优秀长篇小说，都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性文学的超越。

从更为开放的视角看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体现了当代地方性写作的差异性，是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当代中国文化的缩影。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