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当代文坛，正在见证地方性写作最激动人心的蓬勃热潮。从“新东北作家群”到“新南方写作”，从“文学新浙派”再到“新北京作家群”，间或“新海洋文学”与“长江流域文学”，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与新提法，令人目不暇接，亦令无数的“地方”蠢蠢欲动。

地方性写作的繁盛活力背后，体现出的是媒介对于文学事件命名的普遍焦虑，他们与业内人士一起，都在期待给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其中也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诸多问题。

与此同时，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于，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正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我在《“新北京作家群”：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一文中所言，高度的流动性，早已成为今天不可忽略的文化事实。作为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地域文化概念，老北京人津津乐道的“京味”，与彼时同样蔚为大观的“津味”，以及崛起于三湘四水的“湘味”，弥漫于苏州小巷的“苏味”，或者更多具有地域风情意味的“汉味”“川味”“陕味”等，都曾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难得的活力。然而，如我们所见，高度的流动性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在于，土生土长的地方作家正在变得日渐稀少，在多元共生的年轻一代人这里，他们不再对弘扬地域文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此，从地域文化书写到地方性写作，这里所透露的时代讯息或许在于，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地域书写正在消失。这也难怪，现代的流动性，本就是对古典主义上的地域文化的巨大颠覆和腐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今天我们重新召唤一种业已消失的地方，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实现一种文化的抚慰，抚慰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乡愁。如果说古典主义的地域文化写作，是与地方文化紧密相连的，具有文化的整体意义，那么后现代的地方性写作，则势必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这也使得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正在沦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演或身份表演。并非自然生发或流露，而是“表演”出一种地方性，已然成为许多作家孜孜以求的创作目标。在这背后，其文化诉求不难揣测。如人所见，“地方性写作+非遗”，以及“地方性写作+文旅”，正成为今天地方性写作倚赖的重要方向。

谈到地方性写作的限度问题，不禁让我想到东浩纪的成名作《动物化的后现代》，这本书一直被网络文学研究者奉为经典。该著作对“御宅族文化”中使人产生“萌”的角色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他们共同使用了一种“萌要素数据库”。故事的生产者可以随意撷取这些萌要素，组合成一个新的“萌”角色。当一个极具魅力的新角色被创造出来时，其中新的萌要素又会被拆解出来，改变数据库的构成。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这种让人怦然心动的“萌要素数据库”。什么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什么是最能抚慰乡愁的地方元素，其实也有一个大致相似的数据库，在写作的过程中只需从数据库中自由撷取某些元素就能构成一种地方性特点。而新的文化元素的引入，又能不断充实这个数据库。换句话说，地方性写作有时也会沦为某种角色消费，这个时候，写作就偏离了正常轨道，角色开始变得比故事更加重要。如何对抗这种数据库写作的思维，如何将地方元素有机融入到叙事之中，同样是地方性写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