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和“地方性写作”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界讨论的两个热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江是“水”，是持续流动的空间，它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流淌了数千年、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文化长河，塑造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长江文化，并成为新时代国家倾力打造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品牌；地方是“土”，是相对固定的空间，地方性写作便是以特定地域为核心进行创作，强调对一地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进行挖掘与呈现。而“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书写”把这两个热词并置一起，以一种新的角度和整体性视野在二者之间建立有效的链接，形成新的逻辑关系，以此深化对当代文学重要命题的探讨，也希望借此激活文学现场，找到新的写作锚点，为新时代文学的创新发展注入活力。所以，以一条生生不息的古老河流为钥，去打开一个地方丰饶多姿的文化地图和人与地方的情感记忆，叩响地方心门，提炼文学新质，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关系。

第一，长江文化与地方性写作是一种相互交融、灵魂与形塑的关系。长江文化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体现了中华文化在传承发展进程中的包容性、统一性和稳固性特征，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与充实的过程。也就是说长江文化作为一种流域文化，一方面与地方文化交融共生、相互滋养，另一方面又具有文化母体的属性，为地方性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不竭的源泉，成为地方性写作的“灵魂”；而地域诗学的文化底蕴与美学风格需要长江文化的滋养与赋魅，长江流域的地方性写作正是长江文化的各种回响与不同形塑，是作家们以自己的经验情感和表达方式，对长江这部宏大、复杂、动态的“文本”进行阅读、解码、重塑和再创造，也是以文学的方式对长江文化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二，长江文化为地方性写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即如何从文学地理学和大文学观的角度，如何以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为母体和坐标，去截取、梳理并呈现它所孕育、滋养且指向的特定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文学面貌。一方面需将长江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视野，以此统领和激活不同地方的文学书写，关注这一宏大存在如何深刻而广泛地融入并影响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风俗、性格、情感和命运。比如，梳理长江上中下游的三个城市重庆、武汉和上海，会发现它们在城市性格上有很多共同特征，都具有作为码头城市的流动性和烟火气，但是也有一些区别，表现在市民生活由粗粝到精细、方言语气由粗硬到柔软，以及城市的开放性和现代性等不同方面。另一方面需将长江作为审美本体，多维度呈现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聚焦文化与地域、流域与生态、历史与当下的复杂交织。长江如一条流动的线，地方便是线上不同的点。这些点既有接续与生长，也有断裂或消失。如何发掘与聚焦“线与点”“消与长”之间的辩证关系，将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感知深度融入其中，进而找到恰当的表达路径，触及具有普遍性的生命体验，这是当下写作者的任务与使命。

第三，长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地方性写作的勃勃生机都需要写作者的重新发现与现代观照。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一体化进程，长江、地方和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地方为方法对作家进行指认不再有效，甚至在一些青年作家笔下，地方其实在慢慢消失。那么，如何用现代视野重新观照长江、发现地方，构建新的写作维度，找到长江文化、地域写作与个体生命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深层关联，需要作家们持续地关注思考。一方面，长江文化能够塑造地方性格，比如湖北作家鄢国培、陈应松关于长江的书写，别鸣的《涉江的青铜》等峡江系列小说，都在讲述一条江与楚地楚人的故事及命运；另一方面，地方经验可以诠释时代主题，比如关于长江文化、生态文学或文化共同体的主题创作。而写作路径的拓展还需要写作者更多“走出去”，要在时代现场、生活实感和切身体验的三位一体中不断地挖掘与形塑，从而汇聚成文学的长江，前浪后浪，奔涌向前。

（作者系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