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地方性写作”成为文学界的热词，新东北、新南方、新浙派等概念层出不穷，仿佛我们重新进入了一个文学地理大发现时代。这股浪潮，正如评论家李云雷所言，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过于偏向个人化、日常化写作的一种反拨与拓展，旨在将个人的写作与整体性的中国故事连接起来。不可否认，这类写作在挖掘地域文化、抵抗叙事同质化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也应警惕在全球化、融媒体与文旅融合的语境下，地方性写作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种文化表演？我们热衷于书写长江边的古镇、码头、方言、民俗，却往往忽略了这些符号背后的真实生活现场。地方性不应只是被观赏的文化盆景，而应是活生生的、仍在呼吸的当代经验。如果写作仅仅是为了满足外界对地方特色的想象，那它很可能失去与真实土地的连接，成为一种被观看的地方性。

长江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正在于其流动的本质。它奔流不息，汇纳百川；它连接青藏高原与东海之滨，承接内陆腹地与开放沿海，贯通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真正的长江写作，应当是一种呼应其母体精神的流动性写作。这种写作不仅仅是题材上写长江，更应在精神上体现长江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动态性。它不应是回望式的文化怀旧，而应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创造，而流动性本来就是现代性内涵的应有之义。

地方性写作还有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在地性。地方性写作不能只是一种题材上的地域选择，更应该是一种写作姿态与方法。它要求作家真正在场，不仅是身体在场，更是情感、思想与语言的在场。今天很多写作，尽管题材是地方的，但语言是普通话的，情感是悬浮的，思维是都市中心的。这种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无地方的地方写作”。我们是否还在用一套高度同质化的现代汉语，去书写那些本应充满泥土气与烟火气的生活？重建在地性意味着作家要重新学习倾听地方的声音。不仅是方言，更是地方人的情感结构、思维方式与生命节奏。它不是对方言的简单搬运，而是对地方语言精神的转化与再造。

新时代地方性写作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勇敢地走向“小叙事”，并于其中窥见“大精神”。我们不必总是执着于书写长江史诗或地方传奇。相反，那些看似微小的、个人的、边缘的叙事，往往更能触及地方经验的深处。一条小巷、一个码头、一次洪水、一次迁徙都可能成为理解长江文化的切口。我们每个人与长江的关系，不必总是宏大的、历史的、文化的，它也可以是私密的、身体的、情感的。

为了对抗“数据库写作”与符号化陷阱，我们或许更需要呼唤一种“野生”的地方性写作。它可能不那么符合“文化名片”的预期，甚至带有一种粗粝的、不合作的、批判性的气质。它可能由那些名气没那么大的写作者完成，他们的写作更贴近土地的呼吸，更能捕捉到那些未被数据库收录的、鲜活而真实的生命状态。这种“小叙事”，恰恰是对抗“数据库写作”与符号化写作的有效路径。湖北作家废斯人的大别山书写就让人感受到一种接续楚风汉韵、朴素的原始力量。这种“小叙事”与“野生”状态，恰恰是对抗写作同质化、概念化的有效路径。

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不应是一场对逝去过往的考古发掘，而应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壮丽航行。它不预设终点，不固守边界，不拒绝异质，不畏惧流动。在这场航行中，我们既是写作者，也是被书写者；既是地方的守护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是与江水同行，在流动中探寻精神方向，在不确定中确立写作意义。它承载着长江的古老灵魂，也映照着我们鲜活的时代面容，并以奔流不息的姿态，向海而生，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