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写下这篇随笔时，我还在倒时差。回到巴西后，我做了一个梦：我的房间幻化成一个巨大的飞机客舱，又变作一座悬挂着金色汉字、铺着红丝绒的剧院。这景象大概是我潜意识中对大唐芙蓉园演出场景的复现——该主题公园位于中国陕西省省会西安市。

那场演出是个惊喜。“文明的回响：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为期一周，汇集了拉美地区15个国家与中国的诗人。在学术交流和诗歌朗诵的间隙，我坐在那个小剧场里，对眼前的舞台上即将上演的节目一无所知。

大唐芙蓉园是一处大型旅游景点，仿照唐代建筑结构复制而成，显示了诗歌备受推崇的唐代在西安市民集体记忆中的深远影响。回酒店的路上，我匆匆进了一家书店，买了一本诗集。据我的翻译索菲亚（侯潇英）说，诗集名为《唐诗一百零一夜》，显然是对《一千零一夜》的呼应。这本书由彭元鹤撰著，收录了72位诗人的诗作。其文字我尚无法解读，但该书版式插图的设计之美令人着迷。

这些汉字，是否就是不久前我看到的、被投射在舞台轻纱帷幕和剧场墙壁上的文字呢？

那场演出深深地打动了我：演员精湛的嗓音掌控、每种乐器（尤其是打击乐）被精准有力地演奏、光影在帷幕和墙壁上恰到好处的投射。一切似乎都由技术精确掌控，却又如此浑然天成，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一种初生般的清新感。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却得以沉浸在那个由肢体、动作、纹理、色彩和声音构筑的世界。

就在9月15日，星期一，我自己也曾站在一个舞台上——国际青春诗会的开幕式。与我一起的，有我的诗友们——阿根廷的埃琳娜·安妮巴利、哥伦比亚的亨利·亚历山大·戈麦斯、巴拿马的哈维尔·阿尔瓦拉多、秘鲁的卡鲁拉克米·普里里奈、中国的龙少等，还有诗歌朗诵者、舞者和电视主持人。后来我才知道，开幕式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呈现给了中国观众，这证明了诗歌在当今中国文化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那一刻，我是舞台上唯一的葡语使用者。相比我尽心地把自己的诗歌《商船水手》朗读出来，聆听专业朗诵者用中文演绎它是更为美妙的经历。那些词语已不属于我，我却在节奏中找到了共鸣，中文朗诵者的演绎不时地让我感到熟悉。尤其是在最后一节，中文翻译还原了我的创作意图，汉语朗诵渐次断裂的声韵逻辑，模仿了苏伊士运河在地理上舒缓和收紧的形态变化。

9月16日，星期二，我登上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舞台”。我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参加了研讨会，宣读了论文《一个不可化约之地，一种全球投射》，反思了口头语言的具体局限和诗歌翻译的无形桥梁。与定居西安的巴西籍教师希拉·莫雷拉·法里亚斯的交谈非常有趣。她和她的学生们——也是我们的导游和翻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更有趣的是，借助他们的帮助，我们得以接受中文采访，并与不懂葡语的中国朋友们交谈。如此一来，我们一起找到了拉近两个迥异的语言世界的沟通策略。

于我而言，中文是一门外语，而与中文语音体系的互动，在我心里生发了一种近乎弗洛伊德所称的“恐惑”。我捕捉到一些音素，尝试用我的身体去复现它们，察觉到我可以偶尔分辨部分语调的意义，但由于不掌握其编码规则，一切仍停留在朦胧地带，如同在梦境之中。

面对我不了解的书写系统，这种“恐惑”感更加强烈：每个汉字都如同一个神秘的密码，等待着一块未来的罗塞塔石碑来揭秘。漫步在西安或北京的街头，我变成了“文盲”。因为无法理解路牌和广告的意思，我只得依赖智能手机的摄像头来得到一些零碎的译文。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对从中国带回来的书籍进行初步阅读。这样的尝试带有初始的意味，给我以喜悦，一如青春期每次迟钝发现带来的情绪。

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四，看完演出的我们乘高铁从西安前往北京。我和其他几位诗友需要准备一份简短的发言稿，并于次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为此，我根据前一天早上独自散步时生发的灵感，草拟了一首短诗，题为《雨中的西安》：

清晨无言的灰色背景

预示着，远方，

某种凝思之境。

一只无名的鸟，

拖着长尾

（亦是灰色），

飞越

（亦是无言）

芙蓉路。

其他色彩也将涌现

（它们早已在此，沉睡着）。

一切无疑都是纪念碑式的，

却又如此精巧，

仿佛可以被当作

一盏丝质小灯笼，

在明晚静谧发光。

得知中国的朋友们喜欢我的这些简短诗句，我很高兴。此次中国之行，我在千年传统与现代技术的独特共存中体察发现，在静默凝思与敏捷行动之间切换状态，在对自然的观察与对技术的运用之间有所感悟。这一切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有了多一分的理解，同时也思考着其与巴西文化可能的契合点。后者在时间尺度上短得多，但也同样被视为兼具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形式。

回到我的国家后，我买了一本唐诗选集的中葡双语译本。阅读序言时，我意识到，中国的千年诗歌与巴西书面诗歌的传统之间，也有相通之处。例如，在某种自由度下，律诗，也就是近体诗中的八行诗体结构可以被视为叠加两个四行诗节，而四行诗正是伊比利亚诗歌矩阵的基础。令人惊讶的是，近体诗的固定格律，似乎也与葡语中最常见的七音节诗和五音节诗的音步相吻合，尽管语言之间的结构差异会导致在翻译时需要在句法组织上做实质性的调整。

我想，这些初步的推测，专家们早已考虑过，并且很可能因缺乏历史依据而被摒弃。这两种传统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发展，除了中国澳门存在的葡语世界这一微小例外——我曾与澳门诗人袁绍珊就此话题简短交谈。然而，正如墨西哥思想家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诗歌的基础之一就是类比，即“隐喻，将异质梦想为统一体，将差异虚幻地投射为认同”。在迥异现象之间不可逾越的深渊上，诗人可以架起一座桥梁，就像在诗会期间反复出现的意象映照：安第斯山脉与中国长城一起出现。

或许是由于时差，或许是对不同语言的陌生，抑或是此次活动的丰富多彩，诗会期间许多拉美诗人常说感觉像在梦境之中。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在终南山游览时，雨水那样曼妙，似乎要与舞蹈服饰的色彩交汇，与乐器的演奏共鸣，与地方美食的陌生滋味融合。这种感觉在我回国后的头几天里仍在回荡。现在，我逐渐回归日常，但我并不想完全走出这个梦境。我打算尽可能地超越我作为诗人及诗歌学者的界限，打破我自身的语言及其他欧洲语言作为参照系的限制，加深我对中国丰富文化更为自觉的理解，永不走出这个中国梦境的朦胧地带。

（译者：侯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