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作为第十七届傅雷翻译出版奖特邀嘉宾，摩洛哥裔法国作家、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来到北京，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这场汇聚中法文学力量的盛会，拉开了斯利玛尼此次中国之行的序幕。

自2016年凭借《温柔之歌》斩获龚古尔奖以来，蕾拉·斯利玛尼不仅是法语文学的焦点，也迅速成为中国读者与知识界关注的热点。尽管地理与文化上存在距离，斯利玛尼笔下那些焦灼的灵魂、那些在性别与身份裂隙中挣扎的个体，意外地与中国都市读者，尤其是年轻女性及知识群体中产生了深刻共鸣。斯利玛尼的中国之旅，构成一场中法文化界恰逢其时的对话。她在中国高校、书店等文化机构引发的讨论热潮，既是对其文学价值的认可，也折射出中国当代读者渴望通过阅读世界文学拓展情感与思想疆域的需求。

“一本书打动我们的不是完美，而是背后呈现出来的人的光辉”

11月23日上午，蕾拉·斯利玛尼见面会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行，斯利玛尼与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白夏荷女士展开深入对谈。当日下午，斯利玛尼来到PAGEONE书店，与中国作家李修文、学者汪民安，以及翻译家董强进行了题为“看见时间的流逝——走近当代法国文学与思想”的圆桌讨论。

在谈及自身的创作时，斯利玛尼揭示了写作对于她的核心意义——反叛。“我的写作，是从一种反叛开始的：反叛那些要消亡的东西，反叛流逝的时间和过往，反叛平庸的生活，反叛那些褪色的关系……我们在反叛一切人类的境遇。”这种反叛是“反叛所有的不公正”，是使用语言的权利去“破坏语言，碾碎现实”。

谈及成为作家的契机，她笑称这是一种“宿命”。“我父亲在我七岁时就说‘蕾拉会成为作家’，这句话一直在我脑中回响，决定了我的命运。”支撑她写下去的，正是她对文学本质的深刻信仰，她认为“书是永恒不朽的，永远都会有自己的读者。文学并非工具，它如同日出与爱情，本质是美好的，它让我们得以想象别样的生活与可能性，是生活中一种必要的补充”。

从《温柔之歌》中阶级裂隙与母职困境交织的悲剧，到《食人魔花园》中个体在庸常中的挣扎，再到最新作品“他者之乡”三部曲中跨族裔家庭中的身份探寻，斯利玛尼的文字始终触碰着当代社会中焦灼的身体与不安的灵魂。在分享中，她强调写作中身体叙事的重要性，她解释自己为何总是从“身体”开始构建人物：“人的身体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 她成长于医生家庭，自幼便通过母亲的视角深刻体会到“身体的脆弱”以及“穷人的身体和富人的身体，两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在她看来，无论是探讨女性主义、种族问题还是殖民历史，都无法绕过对于个体身体处境的分析。

这种具身写作和对人的身体处境的关切，让斯利玛尼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下文学处境的提问时，给出了坚定的答案：“文学不会消亡。一本书打动我们的不是完美，而是背后呈现出来的人的光辉。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故事、一个身体、一个真正的人，一种感性、一种情绪和一种经历，才能真正创作出文学作品。”

分享活动中，斯利玛尼重点谈及了创作“他者之乡”三部曲的心路历程。获龚古尔奖之后，她常被要求就身份问题表明立场，“我没有办法被归类到某一种类别当中，每次别人问我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回答不出来。于是我用这1200页来回答。我没有办法明确地说我是谁，但是我可以用这几本书来讲述我是谁。像我这种经历了撕扯、融合、混合，或者是在不同的立场间游走的人，他们会理解我的这种境遇”。

斯利玛尼还在演讲与对话中多次表达对译者的敬意与感激。“在我看来，译者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信使赫尔墨斯，给我传递着世界各地的知识。”她分享了自己与各国译者合作的细节，译者甚至能发现她本人及编辑都未曾注意的文本细节。她说，译者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者，更是文化的丰富者，她以一位西班牙语译者为例，讲述其如何通过使用阿拉伯语源的词汇，为她的文本“加入了一种音乐性，一种声音感”。面对人工智能翻译的讨论，她坚定地表示：“我们要捍卫语言的巴别塔，要保持住自己的好奇心。”

继北京之后，她还前往上海和杭州和读者分享小说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她的思考。

“写作是为了理解自己的历史与身份”

11月26日，斯利玛尼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与其作品的中文版译者袁筱一、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孙甘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围绕“写作如何抵达”的主题展开讨论。11月27日，斯利玛尼在杭州单向空间，与复旦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谢晶、法语译者何润哲一同探讨其小说如何书写身处异乡的女性生命经验。在这两场对谈活动中，斯利玛尼从自己的作品谈起，贡献出卓有见地的文学表达。

“家庭就像是一个国家。”谈及新书《看我们跳舞》的家族书写时，斯利玛尼说道。《看我们跳舞》是“他者之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三部曲”正是以一个摩洛哥、法国混血家庭中三代女性的生命轨迹，映照摩洛哥去殖民化的历史和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作为斯利玛尼的译者，袁筱一深刻感受到“他者之乡”系列与前作《食人魔花园》《温柔之歌》的显著区别：“从社会新闻式的简练风格，转向了更广阔时空维度中的家族史书写。但同时，蕾拉在新的创作尝试中也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孙甘露认为，社会议题始终是斯利玛尼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面，她始终关心具体的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命运，女性、个人乃至文化的命运一直与她对社会普遍议题的反思结合在一起。

斯利玛尼从不讳言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让女性可以发出声音，但她并不认为文学能直接改变女性的处境：“文学不能单独改变女性的生存状况，但是读者可以。”就这个话题，毛尖谈到：“女性主义的具体化、普遍化与日常化是蕾拉作品中非常打动人的特点，她没有为了迎合某种流行文化趋势而放弃呈现女性群体内部的复杂张力与博弈，她在普通女性的日常中看到了政治。”对斯利玛尼而言，写作是为了理解自己的历史与身份，它是一种穿越肉身的形式，关乎具体的生命和生活。

女性的前进与传承

《战争，战争，战争》中的主人公玛蒂尔德跟随丈夫来到摩洛哥这个“异乡”，虽然最初很不适应，却通过开设诊所、学习语言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她的丈夫对土地有着根深蒂固的眷恋和执念，却在发展新农业的过程中屡屡受挫，这对夫妻的命运构成了小说中一个有趣的对照。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聚焦的并非战争的过程，而是生活在战争余波中的人们，尤其是女人们，这也与“他者之乡”的主题有关。

斯利玛尼小说中的女性总是在逃离，尽管没有人能真正抵达逃离的终点，但通过写作，她让自己笔下的女性拥有了某种随时随地可以逃离的自由。谢晶认为斯利玛尼着意在小说中强调的“没有故土”让女性保留了始终扎根于生命本身的力量。“人们常常说浪漫主义属于女性，但我认为男性更加具有浪漫主义倾向，”斯利玛尼说道，“女性的生活是具体的，在做出抵抗之后她们还是要回到卧室照顾自己的孩子。”

“母职”也是斯利玛尼写作中一以贯之的关键主题，小说中的三代女性对母职和母亲身份有各自的理解和实践。斯利玛尼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们，不同代际女性在母职观念上的冲突反映了女性在很短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怎样快速的变化和剧烈的摩擦。谢晶用“热”来形容女性近100年来的历史，“当她们通过重述历史去思考自己的现实时，她们会以更广阔的想象力找到更多的可能性”。斯利玛尼非常喜欢“热的历史”这个表述，她认为女性在迈出每一步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新的阻力，也可能会陷入停滞，再缓慢向前，每一代女性都会将“先锋”传递下去，她的小说呈现的正是这个前进与传承的过程。“为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我们要做出更多努力，追求更多的自由，也要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敢于说‘不’。不要过于悲观，要敢于想象，因为想象力能够带给我们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