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
至情的“国民作家”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病逝于北平。消息传到天津，一位不久之前还见过朱自清的国文教师“简直不敢相信”，“及至跑到外边，看见一群小学生，在争着抢着地看一张当天的报纸”。其中一个小学生惊叹着说：“老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死了！”这位老师终于确信，他“看了小孩子们那种怆惶悲戚的神情，自己竟无言地落下泪来”。
这是朱自清的生前好友李广田在纪念文章中披露的画面。在他看来，在广大学子的心目中，“‘朱自清’三个字已经和《背影》成为不可分的一体”。甚至朱自清的第一身份不是学者、散文家、清华大学教授，而是“《背影》的作者”。由于《背影》被选入国文教材，广为流传，所以李广田断定“有上千上万的幼稚心灵都将为这个《背影》的作者而暗自哀伤”。
其实又何止是“幼稚心灵”会有这样的反应？李广田披露的这一细节被钱理群先生写入他的《1948：天地玄黄》一书。钱先生发现，“背影”在追悼朱自清的日子里被频频提到：“与朱先生合作了二十年的开明书店在挽联里写着‘长向文坛瞻背影’。一位北大学生在悼文里说他仍然看见‘一根手杖支持着那一个瘦矮的背影’。”小说家沈从文怀想那一“不毁灭的背影”，诗人唐湜则把“背影”升华为一种文学意象：“从他身上看出人类的受难里的更深重的知识的受难，他的‘背影’是很长的。”
显然，此时的“背影”已经由“文”及“人”，从朱自清的经典散文作品转化为朱自清本人乃至一类知识分子的象征。这是朱自清和他的读者们共同创造的结果。自1925年11月22日在《文学周报》第200期上问世以来，《背影》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在国文教育的加持下，《背影》毫无疑问成为朱自清的主要代表作。并不夸张地说，凡是接受过国文教育的人都是《背影》的读者。作为“国民作家”的朱自清的国民认同度，很大程度上系于《背影》。
不过，由此也可以追问两个问题：第一，先后被选入不同时代国文教材的文学作品甚多，但因此成功跻身“国民作家”者却有限，为何朱自清可以由其文章而建立起具有辨识度的人的形象，使得读者“长向文坛瞻背影”？第二，朱自清进入教材的作品不止《背影》，《匆匆》《荷塘月色》与《春》无不陪伴了几代国人，《经典常谈》如今也参与其间，可为何朱自清首先是“《背影》的作者”，而非其他？
事实上，回望朱自清的一生，《背影》的确构成了一个重要节点。以至朱自清的年谱都需要在1917年特别著录：是年“冬天，祖母吴老太夫人逝世，年七十一岁。这时（朱父）小坡公任徐州烟酒公卖局长的差事也交卸了。（朱自清）先生从北京到了徐州，跟着父亲一道奔丧回家。小坡公虽然做着官，但是一直以廉洁自守，而又不喜积蓄，这时还只是一双空手，借钱才办了丧事。丧事办完后，小坡公到南京去谋事，先生到北京去上学，他们同行，在浦口车站分别。著名的散文《背影》一文记着这年冬天的事”。这份最早的年谱编撰于朱自清过世后不久，如此浓墨重彩地记述《背影》本事也佐证了“《背影》的作者”是谱主的重要身份。八年后，朱自清受到父亲家书的触动，写下了《背影》。而《背影》也成就了朱自清，见证了他向此后一个世纪投下的长长的“背影”。
“‘朱自清’三个字已经和《背影》成为不可分的一体”，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是《背影》的故事和“背影”这一意象本身与朱自清的个人经历直接相关，带有鲜明的传记色彩。这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不仅读其文，而且念其人。朱自清在文中投向父亲的深情一瞥，也在身后被置换为读者向其致敬的目光。
但这或许还不是最为根本的缘由。《背影》是范本不错，但也更是读者走近朱自清的桥梁。而从文及人、由文见人的关键在于朱自清“文如其人”。李广田的纪念文章里写“佩弦先生是一个有至情的人”，“假如他不是至情人”，也就“写不出像《背影》那样的散文”。此文“论行数不满五十行，论字数不过千五百言，它之所以能够历久传诵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者，当然并不是凭借了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赡的文字，而只是凭了它的老实，凭了其中所表达的真情”。李广田进而总结道：“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简单朴素，而实际上却能发生极大的感动力的文章，最可以作为朱先生的代表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也正好代表了作者之为人。”
为人即为文，人格即风格，这是《背影》之所以成功、朱自清之所以拥有国民认同度的根本原因。乍听上去，全无任何“奥秘”可言，就像朱自清的文字“简单朴素”一样，毫不复杂；但如此大道，其实并不简单。这是朱自清跨越时空的精神遗产，也是理解其人其文的关键。
朴素中出风华
还是回到朱自清不幸病逝的1948年8月12日。当时北平政局动荡，一周后便发生了当局封锁北平各大高校、逮捕进步学生的“八一九事件”。所以，除去清华校内的追悼会，原定举行的更大规模的纪念朱自清的活动只好被迫取消。11月，国共平津战役打响，历史很快掀开了新的一页。时间的快速行进让人们对于朱自清的哀念被暂时搁置。
虽然多家报刊在第一时间制作过纪念朱自清的专辑，或是发表了追怀文章。但在疾风劲雨中，它们各自散落。直到40年后——朱自清诞辰90周年之际，才结集为两本文集，先后面世：1987年，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以下简称《完美的人格》）出版；1988年，张守常编《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以下简称《最完整的人格》）出版。
郭良夫曾经在1940年代后期担任朱自清的助教，与他有过交往。郭在序言中说，收入《完美的人格》中的文章“大部分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写的，小部分是朱自清先生的朋友写的”，“从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说，大多是新作，少数是旧文”。在朱自清远行后的40年间，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朱自清的朋友、学生和家人一再撰文，寄托哀思，表彰他的成就与风范。《完美的人格》即取材于此。
朱自清病逝时，张守常在北大就读，“并未直接受教于朱先生”，“但对朱先生之突然逝世，也深感悲痛”。于是，他“有重点地搜集和收藏”当时报刊上的悼念文章，40年后编成《最完整的人格》一书。张守常认为，这些在历史现场中写出的文字“从各个方面表达了对朱先生的哀悼和怀念”，“特别是作者中的大多数是朱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他们对朱先生很熟悉，很了解，他们中间又大都是文坛上久负盛名的大手笔，足以把朱先生的为人，把朱先生的道德、文章、性格乃至嗜好，准确、深刻而又生动地写出来”。《最完整的人格》就重现了这些尘封已久的“旧作”。
《完美的人格》与《最完整的人格》编者不同，思路不一，取材也各异——一“新”一“旧”。但饶有意味的是，两书的书名十分相近。前者出自叶圣陶的《朱佩弦先生》：“‘思不出其位’，一点一滴的做去，直到他倒下，从这里可以见到个完美的人格。”后者则源于前引李广田的《最完整的人格——哀念朱自清先生》。叶圣陶、李广田都是朱自清的生前好友，而他们各自对于朱自清的评价都是在其病逝不久之后做出的。可当两书编者披览关于朱自清的“旧文”与“新作”后，却不约而同地认为“完美的人格”与“最完整的人格”是对于朱自清的最佳概括。这自然启示我们，这位“《背影》的作者”留给世人的最深印象，也是最为值得称道之处，就是他的“人格”。
这倒是可以更进一步回答前面追问的问题。读者眼中“《背影》的作者”正是朋友、学生与家人心里人格“完美”与“最完整”者。文与人交相辉映，彼此叠印。不是所有的作品都会通向作家人格形象的建构，能够以人格成就风格的作家更是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朱自清人格的赞叹之所以没有沦为悼死唁生的套语，除去发言真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如此立论时没有径直跳过他的作品。
朱自清去世后，他的另外一位好友、与他长期在清华共事的杨振声写下《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为其文学史地位盖棺论定。杨文开宗明义，“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散文上成就甚早并且提倡小品文使它成为一时风气的，朱自清先生便是最重要的一个”。和朱自清同为“五四”一代作家并且共同推动了“新文学”课程进入大学的杨振声，当然有资格下此断语。朱自清作为现代中国散文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也由此一锤定音。
30余年后，在较早出现的一种现代散文专史——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即延续了杨振声的判断：“朱自清的撰写散文小品要稍晚于冰心和周作人，然而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以他为最突出，社会影响也最大。”林非评价朱自清：“鲁迅曾指出过，‘五四’以来的小品在‘写法上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朱自清的小品就是这样的，它确实是以自己艺术上的突出的成就，向旧文学作了响亮的示威，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推动了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而这实际上同样秉承了杨振声的论述。
在杨振声看来，“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一般最大的缺陷是对于文学所用的语言缺乏研究与努力，而语言却又正是文学建立的基础”，但在朱自清的笔下，“许多的语句都那末活生生地捉到纸上去”，“使你感到文章的生动，自然与亲切”，“同时他用来很有分寸”，没有过度，保证了“新文学”的文学性。朱自清把握住了“语言的真生命”，形成了一种“自创的语言”。这是“新文学”的创造，也是相较于“旧文学”而言最好的证明。
叶圣陶也认为，“现代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此说呼应了杨振声的观点，也奠定了从文学史的角度评说朱自清的基调。
作为现代散文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朱自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史使命。不过他的意义并不限于此，因为文学史的作用之于一般读者而言相对间接。朱自清的文学影响巨大，还由于其作品中另有让人感同身受的魅力，可以普遍击中读者的情感结构与心理期待。
杨文卒章显志：“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你同他谈话处世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末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的那末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他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远领导我们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
无论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当下，杨振声提出的“文如其人”都已经属于相当传统的文论方式。现代文论更加强调“文”的自足性与多义性，甚至“文归文，人归人”。但“过时”不代表“失效”，可能反而意味着一种难能可贵。正如吴晓东所言，朱自清的散文“最忠实地印证了‘文如其人’的说法”，“朱自清堪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典范，而当得起这种典范人格的作家是为数不多的”。
尽心尽职的教师
叶圣陶概括朱自清的人格是“待人接物极诚恳”，但“分别时深切的相思，会面时亲密的晤叙，不必细说”。叶圣陶的“不必细说”并非托词，而是有千言万语之重。朱自清病逝六天后，他应邀撰文纪念时就表示“写些平日的交情也没有宣布给公众的必要”。这恐怕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意思，也更有一份不忍，蕴含了对于两人交谊的珍视。事实上直到晚年，叶圣陶才在一曲只和两人的共同好友俞平伯分享的《兰陵王》中道出与朱自清的毕生友情。而俞平伯与朱自清的关系无需多言：1923年，二人同游南京秦淮河，继而创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5年，俞平伯推荐朱自清到清华任教，朱自清自此“一生服务清华大学”。凡此皆是文学史上的佳话。
言及朱自清的人格，叶圣陶尽管没有谈论私交，但也举了几例。其一是朱自清的“教学相长”，他和学生之间“有亲切的友谊，又有强固的责任感”，因此得到学生敬爱。“据报纸所载的北平电讯说，他入殓的当儿在场的学生都哭了。哭当然由于哀伤，而在送死的时候这么哀伤，不是由于平日的敬爱已深吗？”叶圣陶当时人在上海，正在北京参与治丧的朱自清的弟子王瑶目睹了实况。朱自清火化时，“前边肃立着一百多人，啜泣的，失声的；烟一缕缕地从龛顶上冒出，逐渐多也逐渐浓了”。也是此时，天津的小学生读报后惊叹：“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死了！”
这一幕的背后是由于朱自清自始至终“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王瑶同样可以做证。他在抗战期间师从朱自清，攻读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王瑶回忆，上朱自清的“文辞研究”课时，只有他一名学生，但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不只从不缺课，而且照样地做报告和考试”。待日后王瑶留校，和朱自清成为同事。“1948年6月初，在他逝世前两个月，他的胃病发了，吃一点东西就要吐，但他仍然没有吃就上课去了，结果在班上大吐，由同学们扶回家里。”王瑶前去看望，“他说如果过三两天还不能起床”，就请王瑶代课，“但休息了几天后，他又勉强自己去上课了”。关于上课的这两处细节，很能见出朱自清的人格。
而此等人格，不仅是性格、气质、态度，更有观念层面的支撑。“一次在清华中文系欢送毕业同学的会上，他勖勉同学说：‘青年人对政治有热忱，是很好的事情；但一个人也应该把他的本分工作做好，人家才会相信你。’”在我看来，这是朱自清“完美”与“最完整”的人格的主要内核，也就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本分工作”的意识。他勖勉学生话中的“政治”还可以替换为其他概念。但衡量一个人的言行是否值得信任的标准，无疑应当首先看其“本分工作”有无做好。倘若“本分工作”做得好，那么在其他方面的言论与行动大致也可以参考；反之，则需要存疑，甚至保持警惕。这一点不但在朱自清生活的时代可谓“金科玉律”，在当下更是十分紧要的提醒。
朱自清的“本分工作”是教师，即叶圣陶所谓“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区分“国文教师”与“文学教师”的做法，一方面对应了朱自清分别担任过中学国文教师与大学文学教授的经历，另一方面也区别了“国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不同。当然，在朱自清身上也有一以贯之之处，那就是他的“生活态度与写作策略”——“做事认真，为人谦和，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以及毕生“坚持为大众写作，为中学生编书”。前者更多具象化为朱自清的“人格”，后者则直接决定了其文章“风格”。不仅是散文，也包括作为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无不具备温和的“读者意识”，“他不只注意到学术的高度和深度，更注意到为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广度”。但这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朱自清的努力使然。季镇淮注意到，“作为文学的散文，朱先生努力运用语言文字而得其自然。作为国学的著作，他对运用语言文字亦非常努力，这一点我们应当特别指出”。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他的《经典常谈》可以长盛不衰，受到不同世代的读者欢迎。
作为朱自清的学术传人，王瑶总结其“有两点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一是“他的观点是历史的，他的立场是人民的”，二是“他虽然是有成就的专门学者，但并不鄙视学术的普及工作”。这两点都统摄于朱自清的“人格”：一个了解人与尊重人的人，一位以教师为“本分工作”的人。
在陈平原看来，“有人习惯急转弯，有人擅长回头看，有人喜欢三级跳，朱自清则始终稳扎稳打，有坚守有追求也有收获。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短期看，并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长视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与毅力”。朱自清的“平常心”源自其笃实的人格，也本乎对于教育志业的长期性与具体性的认识。王瑶曾经回忆朱自清生前的最后一项工作：“他逝世前半年中的主要工作，是为开明书店编辑《高级国文读本》，全书六册，选文全用语体，都是当代作家的作品。后边附列‘篇题’、‘音义’、‘讨论’、‘练习’四个项目，也都是用语体作的……这套书不只选文本身是好的读本，附列的项目也同样是好的读本。因为要赶着下学期开学前出版，他工作得很紧张，工作时又仔细认真，一连三四天都弄不好一篇。半年中胃病发了三次，都和这工作有关。到他死时关于选文的各种材料还整齐地放在书架上，而工作已经停顿了。”这“最后一役”，仍然只是最为“平常”的工作。但就是在这样一分一毫的工作中，朱自清全力以赴，并且不断提高标准。时至今日，又有多少读本乃至教材可以做到“不只选文本身是好的读本，附列的项目也同样是好的读本”？朱自清当年的“平常心”，树立的却是“高标准”。
以这样的“本分工作”的精神“对人对事对文章”，怎能不“一切处理的那末公允，妥当，恰到好处”？绝大多数读者无缘像朱自清的朋友和学生那样接触过他，但在包括《背影》在内的文字中被认真对待，又如何能不感动？
人格即风格。我们认同朱自清的风格，归根结底是亲近他的人格。如果历史地看，朱自清的人格养成除去个人质素，还有“五四”的时代背景。“在这种作家与读者平等共存的关系的背后，则是一个时代的自由宽松的文化气氛的反映，显示着由五四开端的一种自然而开放的心态，以及一种渴望交流与沟通的理想化的人际关系。”所以，阅读朱自清的过程既是以心契心、以人待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养成自我、构筑理想的人与人的关系以至时代氛围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背影》问世已经百年，但朱自清生辉的“背影”还在前方，引领着来人。
在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与教育史上，朱自清不是天纵之才，也不以先锋性与实验性见长。但正是由于他和一众同道的“稳扎稳打”，新文学、新学术与新教育才得以落地生根，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才得以逐渐更新。朱自清的人格与风格，就在此处统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