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朱自清结束将近五年辗转于中学的教职生活，就职于北京清华学校新设的大学部，任国文教授，10月写下《背影》，翌月作为《文学周报》第200期的头条作品，署名“佩弦”刊发，迄今整整一百年。众所周知，这篇不满1500字的小品，刊出之后即获得广泛好评，连同此前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作品一起，奠定了朱自清散文作家的地位。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组织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被视为新文学经典化的最初标志，其中郁达夫编选的散文卷便将朱自清列为一家，且在《导言》里评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
但仅仅在现代文学史的框架之内评价朱自清，并不能全面涵盖他的工作范围和所获业绩，叶圣陶称赞朱自清恪守本分，“思不出其位”，但也指出他毕生尽力的事业在“国文与文学”两个领域。不必说，这两者既有重合也有不同，如叶圣陶所言，国文的涵义其实“要比文学宽广得多”，既包括人文教育，也包括语言文字的读写训练等内容。朱自清进入国文领域，自然因为国文教师是他的职业，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也自觉地以此为志业，孜孜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讨论。朱自清所从事的国文教学，当然是文言和白话并包，而他第一篇讨论国文教育的文章就明确表示反对“文言是无价值的”观点，充分肯定文言的“时代的价值”，但其时正当民族共同体的语言表现方式由文言改为语体的大转换期，语体文尚在成长的途中，作为新文学作家，朱自清在五四时期虽然没有就“白话”或“国语”问题直接发表意见，却坚持不懈地把口语体实验付诸诗和散文的写作，而在国文教育过程中，语体文也是其关注的重心，可以说，他是在两条战线上倾情参与了现代中国语体文的创建。
而《背影》发表不久即入选国文课本，则体现了这两条战线在朱自清这里恰到好处的融合。叶圣陶介绍：“大家说是朱自清先生的好文章，各种初中国文教科书都选着它。”李广田也说：“由于这篇短文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在中学生心目中，‘朱自清’三个字已经和《背影》成为不可分的一体。”沈从文则查检了自1920年起“现代语文作品”因为政府规划而成为“中小学国文读本”必有内容之后入选作品的分布状况，他首先看到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说理文所占的突出分量，同时也注意到：“然对于生命在发展成长的青年学生，情感方面的启发与教育，意义最深刻的，却应数冰心女士的散文，叶圣陶鲁迅先生的小说，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剧，朱孟实先生的论文学与人生信札，和佩弦先生的叙事抒情散文”，可谓清晰地指出了朱自清散文在国文教科书上的具体位置。需要说明，尽管沈氏只言及朱自清散文对青年学生情感启蒙方面的作用，但在此之前，他已高度评价过朱自清“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可以推定，沈氏也同样理解国文教科书里的朱自清散文作为“语体文”之示范作品的意义。
叶圣陶考察朱自清散文写作的发展轨迹时曾指出：“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一点文言成分，但是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素以性情温和著称的叶圣陶甚至说“当世作者的白话文字，多数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言辞罕见激烈，反衬出他对朱自清白话文字的激赏。叶圣陶写作此文是在1948年，可知直到那时，如何写出“有现代口语的韵味”的文字，仍是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
不过，按照叶圣陶的标准，《背影》虽写于早期，应该也可划入朱氏语体文成熟期之列。1936年1月叶氏为《背影》所写的导读，在结尾处曾建议读者要出声诵读，并说：“如果读得合乎自然语调，人家听了一定很满足很愉快，因为他听见了一番最精粹的说话。”这“最精粹的说话”，无疑是对《背影》口语体品质的高度肯定。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年，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国文教授”栏也播讲了《背影》。很明显，作为“念起来上口”的范文，《背影》获得的认可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坛和校园，广泛渗透到了全社会。
文学的国语与语言的现代化
但就朱自清的语体文写作整体而言，确实没有在《背影》之后立刻出现明显的转变，直到《荷塘月色》（1927），仍带有“过于注重修辞”的浓重痕迹。不过，进入1930年代，朱自清也不再像此前那样，针对“文言”“白话”“国语”等问题，只把观点隐含在自己的作品里，而是屡屡公开发表意见，将之作为批评文章的直接议题。发表于1932年的《论白话》，是他最早的一篇系统讨论“白话”问题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此文的开篇虽以评论张天翼和穆时英的小说作为缘起，主体内容却是在重新审视五四白话文学先驱者们高声倡导且已成为定说的论述，特别是胡适以“死”与“活”做标准对“文言”与“白话”所做的判定。毫无疑问，朱自清是赞同“活的”白话的，但在他看来，在最初倡导时期，究竟“什么叫做‘活的’？大家似乎全明白，可是谁怕也没有仔细想过”，而其结果，却因为有“活的”作为合法性依据，“白话”便升格成为更具权威性的“国语”。朱自清进一步指出，胡适等人实际写出的“国语文”，其实连“蓝青官话”都说不上，而是“旧小说、文言、语录夹杂在一块儿”的混合体，“比文言近于现代中国大部分人的口语，可是并非真正的口语，换句话说，还是不大活的”。
很明显，朱自清心目中的“活的”，是“真正的口语”。以此为标准，他继续检视了五四以后出现的“‘欧化’的白话文”，指出“这种新白话本来只是白话‘文’，不能上口说”。不过，对于1930年代左翼文学界发起的大众语运动，尤其对有关要用“大多数工农大众所说的普通话”的主张，朱自清也表示怀疑，认为由于“农人各居一乡”，“这种大多数工农大众的普通话是没有的”。朱自清的质疑显然也适用于他本人，因为他所设定的“现代中国大部分人的口语”，按此逻辑应该也“是没有的”。所以，最终他还是回到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国语”， 认为“国语区域倒是广”的，和“大多数工农大众的普通话”也“相差不远”。或许考虑到“国语区域”也过于宽泛，朱自清又进而将之收缩到“北平”，主张“尽量采用活的北平话”，其理由之一，是因为已经规定的“国音现在采用北平话”，理由之二则因为即使是“南几省人”，“若是识过字，读过国语文或白话文”，也能够读懂基于“活的北平话”而写出的文章。由此可见，尽管朱自清批评胡适一代的“国语文或白话文”不是“真正的口语”，却也认可其作为通向“真正的口语”的桥梁作用，而对张天翼和穆时英的新作，他的关注点则主要在于“两部书都尽量采用活的北平话，念起来虎虎有生气”。在此意义上，朱自清更赞赏李健吾“将国语语助词全改作北平语语助词”的实验，认为“国语语助词有些已经差不多光剩了一种形式，只能上纸，不能上口了”，而李健吾的实验，则使作品里所写的“话”都真正活了起来。
《论白话》写作与发表之时，收入《欧游杂记》（1934年9月，开明书店初版）的一些篇什已经在杂志上陆续刊出，朱自清曾说过在写作中“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欧游杂记序》）。据此可知，叶圣陶称赞此书的“口语”特色，应该也是作者有意所为。而《论白话》一文对“活的白话文”的思考，肯定融合了朱自清写作《欧游杂记》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恰在这一时期，朱光潜发起语体诗文朗诵会，聚集了众多居住在北平的新文学作家，如俞平伯、冯至、林徽因、沈从文等。大家“都觉得语体文必须读得上口”。而朱自清不仅是“对于这件事最起劲”的参与者，也是最为持久的坚持者，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也仍不懈地思考白话文与国语的问题，努力探索“上纸”的白话文如何才能“上口”。
朱自清为何如此重视文章的“上口”？前面已经说到，他痛感五四以来过于“欧化”的白话文与“真正的口语”之间的距离，认为如果“以最近于口语为标准，那些太曲太长的句子，教人念不顺口的”文字，就会得到矫正。但朱自清并不站在口语中心主义的立场，他同时也肯定欧化的句法和词语给汉语带来的新鲜感和表现力，特别是其与变动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密切呼应，甚至主张把“欧化”称为“语言的现代化”，他还借用胡适有关“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解释框架并进一步引申，认为在前者目标达成之际，如何着力推进后者，让新文学里的“白话”作为“一般的国语”被认可，已成为当务之急。他多次撰文倡导诵读语体诗文，且特别加强从小学到高中的白话文“诵读教学”，目的也在于以此让年轻一代“不但会接受新的白话文在笔下，并将接受新的白话到口头”，再由青年“影响到一般社会”，进而“加速‘文学的国语’的造成”。概言之，朱自清既强调新文学的白话文写作应该接近口语，也大声倡言培养白话文读者理解和运用现代化“新语言”的能力。在当时，能够如此辩证地阐释“文学的国语”者相当少见，这无疑得益于朱自清作家与国文教育家兼具的经验。而写于1948年5月的《国语和普通话》则表明，经过8年抗战的西南生活，他对“国语”和“白话文”的思考又在深化。他注意到时代的急剧变化和人的大规模流动，促进了各地方言和各阶层语言的“解放和融合”，认为作为“标准国语”的北平话不应恪守自己的“纯粹”，而“应该欢迎新的变化”，“活泼的发展，发展到达意表情都够用的地步”，并在此基础上畅想：“那时候的白话文都是‘照着说话来写’，自然活泼亲切，无所谓贫气和俗气，也不至于疙疙瘩瘩，别别扭扭的。那时候国语文和白话文的分别自然没有了，言文也可以一致了。”这可能是朱自清生前写下的最后一篇完整的文字。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建设倾注心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