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时代变化并及时回应新课题，是文学的使命。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既需要勾勒大时代的波澜壮阔，也应照见平凡个体的万家灯火。近期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诸多新作在回望历史与表现当代图景时，以兼顾大历史与普通人的叙事策略，记录时代变迁，同时也彰显了在宏大气象与人间烟火之间的人性光辉。作家们既书写了历史进程如何影响个体生命，也表现个体行动如何构建历史，对“文学是人学”这一经典命题作出了回应。
在历史的深处，许多作家没有着重刻画烽烟战火与英雄传奇，而是以小切口书写大事件，在历史中看见具体的生活，聚焦战争年代普通人的淳朴情感。黄军峰的《愤怒的麦苗》（《长城》2025年第5期）没有着眼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或运筹帷幄的将领，而是将目光投向平凡的农民。农民们紧攥锄头守护庄稼、与敌人抗争，正是家国情感最朴素的表现。邢庆杰的《白光》（《中国作家》2025年第3期）以鲁西北的风俗人情为底色，不讲述完美的英雄传奇，而是刻画草根英雄孙振江的成长。李朝德在《寻找道格拉斯》（《中国作家》2025年第7期）中，追忆超越地域界限的抗战精神，向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先辈致敬。王新军的《庙沟地轶事》（《四川文学》2025年第3期）回忆爷爷的一生，在表现战争年代人们为生计而努力的同时，穿插了偏远的庙沟地百姓对长征以及抗日战争的认知的变化过程。史玥琦的《珞山行》（《中国作家》2025年第1期）以时空交错的设定，让几位现代社会的大学生在一次探险中阴差阳错地进入过去时空，并意外改写了一段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面对当下乡村振兴、地域融合、文化传承等命题，作家们不断捕捉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守、适应与逆袭。梁弓的《淮水汤汤》（《山东文学》2025年第10期）描写回乡建设者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并向不在建设现场的默默付出者致以敬意。钟正林的《过山雨》（《四川文学》2025年第8期）写主人公上任后遇到的一系列小问题，展现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也刻画了村民淳朴的内心世界。李铁的《刺槐》（《中国作家》2025年第5期）将目光投向乡村开发与生态保护中籍籍无名的奉献者，替“为众抱薪者”发声。
很多作家关注民族地区如何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真实情感。李刚的《下山》（《四川文学》2025年第3期）体现了作者对易地搬迁后续问题的深入思考；杨逸在《远方有所寄》（《四川文学》2025年第5期）中关注到援疆教师在责任感和亲情之间的拉扯，也写出了哈萨克族少年努力读书渴望逃离故土的同时对家族心怀愧疚的复杂心理。在《牧人与头羊》（《中国作家》2025年第2期）中，舒洁以几代牧民的家族故事为线索，表现人对故乡难以磨灭的情感羁绊。杨志军的《尼玛村今天选举》（《中国作家》2025年第1期）在村民们幽默的对话中展现了一次热闹喧哗的选举大会，会场上现代规则和传统习俗的碰撞与融合，是村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基层治理的写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深刻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独特而鲜明的精神气质，是许多作家重点关注的内容。关仁山的《太阳照在滹沱河上》（《中国作家》2025年第6期）以常山战鼓的传承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出路，探讨乡村如何寻找自身发展道路的深刻主题。夏立楠的《大相》（《中国作家》2025年第3期）中，薛一山因花灯戏获得生计、遇见爱情、受到尊重，在失明前传承了花灯戏的衣钵，实现了一直以来的心愿。李谦的《秧歌年》（《四川文学》2025年第1期）从秧歌队两大主力要求辞职转行写起，展现秧歌队的兴衰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故事最后不计收益的表演，也为秧歌队的使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王良瑛的《观灯》（《山东文学》2025年第3期）写剧团改制后茂腔名角赵美玲因离开舞台而意志消沉，但对茂腔的热爱让其重组班子寻回自我价值，在让茂腔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巧妙地化解了两个姓氏的世代隔阂。作家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思考没有落入挽歌式的窠臼，而是发现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大新生力量。
此外，作家们也关注平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悲欢浮沉，展现其个人命运与历史变迁的同频共振。张中民的《天河镇》（《四川文学》2025年第10期）中，高天佑回乡创业屡遭打击，但他没有一蹶不振，在故事的最后与爱人一起离开天河镇踏上新的奋斗旅程。盛夏的《春风十里》（《山东文学》2025年第7期）中，穆惠兰从因“贪吃”被嘲笑到钻研厨艺开办饭馆，实现了农村女性的逆袭，而创业成功后洒脱关店的选择，更预示着普通人已经逐渐从物质生活的富足转向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张鲁镭的《南山首府》（《中国作家》2025年第1期）中，梁粉与罗卜夫妻二人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乐观，对“南山首府”的向往并非源于物质贪欲，而是普通人对未来生活的期许。魏思孝的《好汉们》（《雨花》2025年第1期）为一群小城文艺青年作传，揭示了当代普通青年的生存状态。在表现时代影响下的个体命运时，作家们无一例外地看见了人在时代洪流中进行自觉选择的主体性。
综观近期文学刊物新作，不难发现，作家们在书写历史时，始终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塑造的是有主体性的个体，在为人民代言时，保持平视的姿态，真诚倾听，朴素共情，既书写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也表现英雄主义。作家们带着描绘波澜壮阔时代的笔力与洞察人间烟火的耐心，看见了万千气象中的百态人生。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